第二’一黨政治遭到徹底破除，多黨製已經成定局’但政黨政治尚未形成，是政黨政治和精英政治的混合體。經多年分化改組，左、中左、右、中右的政治格局已較明朗。社會上各種政治勢力、政治集團一般以政黨和準政黨的形式，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活動，使俄國政治和政治活動逐步從無序走向有序，逐步具有某種可預測性、可操作性，但它還是公開政治與密謀政治同時存在（任何國家都存在密謀政治，但“東方”國家尤甚。民主政治製度的不成熟、不健全為幕後政治、陰謀政治提供了很大的空間）。
第三，既存在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和“中間道路”三種主要社會思潮和社會發展道路的矛盾、對立和鬥爭，也在一係列重大製度問題上存在一定的社會政治共識。多元的思潮和社會共識均有一定的表達機製。
第四，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公民享有一定的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權利，如廢除書報檢查這一俄國延續數百年的製度，但也存在金融寡頭對政治的左右和影響、黑社會勢力對社會和老百姓的控製和威脅、選舉中的種種賄賂行為等黑暗和醜惡的嚴重現象。
以上也可以說是葉利欽的政治“遺產”。但這份遺產並非都是葉利欽本人的作品。造成俄羅斯當前政治和政治製度的上述特點有幾個因素：俄國國情包括其千年來形成的政治傳統；社會轉型期的過渡性質；主流政治派別的作用；最高領導人的個人秉性等等。這些政。治“遺產”在葉利欽之後可能發生一定的變化，但可能全被拋棄嗎？
三、維護統治的謀略權術
既然評說葉利欽執政年代，就不能不談到他是如何維持其8年的統治的。
這個問題之所以突出，是因為這8年俄國確實是被搞得危機重重，老百姓苦不堪言。國民生產總值掉了一半，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者占居民總數的1/3到1/2之間。僅此兩個數字就足以說明社會經濟生活的全局了。
自然，葉利欽當總統的日子也不好過了。他的權力地位就從未穩定過。如果從1991年6月他當上俄羅斯總統算起，其危機大概不下六次：
1991年蘇聯緊急狀態委員會“八·一九”舉事，與其說衝著戈爾巴喬夫，還不如說是衝著葉利欽來的；
1993年葉利欽炮打白宮以前兩權對抗，最後蘇維埃曾決定彈劾葉利欽；
1995年國家杜馬選舉前，葉利欽支持率下降到7%—11%；
1996年連任總統後，葉利欽不僅長期重病纏身，而且四麵楚歌，從政敵到親信都有要求他辭職或放權的；
1997年底開始俄羅斯經濟危機，同時誘發了政府危機，葉利欽提名的總理候選人多次遭到國家杜馬的否決；
1998年5月以後的一年裏，葉利欽一直陷於被彈劾的威脅之中，反貪矛頭直指其家人，科索沃戰爭又引起俄外交上的困境。葉利欽可謂是內外交困，氣數已盡，民意測驗中的支持率降至2%—3%。
既然如此，葉利欽是如何維持權位和改革方針，擺脫一次又一次的危機呢？
限於篇幅，無法詳談，隻能蜻艇點水。
我認為，應該看到葉利欽的8年統治是有法律保證的。他在非常的情況下主持製定了總統製的新憲法，確保總統有至髙無上的權力。法律是他維權的最重要的工具，新憲法出台後，他的統治以及許多大的政治行為並非是違法的。應該說，“人治”與“法治”的觀念常常在他腦子裏打架，但不能說他沒有法製的觀念。
第二，必須看到，葉利欽作為右翼政治代表維護其權力是有一定的社會基礎的。在俄國，政治轉軌先於經濟轉軌。前者為後者的前提和保證，而後者——葉利欽推行的私有化又為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多元政治奠定了愈來愈寬厚的社會基礎。在談到社會基礎時，不能隻表麵地講量，不講實際的“政治能量”。以量而言，以“雇傭勞動者”為主體的“下流社會”約占全體社會成員中的一半還多；而據稱“上流社會”中，“新俄羅斯人”約50萬，私有小企業主僅有90萬個（1995年），個體農戶隻有28萬左右，加上“官僚集團新權貴階層（在地方政權機關中80%是蘇聯時期的“幹部”），比“下流社會”少得多。但他們有權有錢，豈是百姓可比？幾次選舉就充分說明了這個問題。
第三，葉利欽有比較高超的統治權術和謀略。如果僅僅把這看成是“陰謀詭計”就片麵了。葉利欽是個政治意誌很強的人。在改革的戰略目標上可以說他是從未動搖的（如何評價其戰略目標則是另外一個問題）。有一些東西他是抓住不放的，強力部門他抓住不放，人事大權他抓住不放，民主的旗號他也抓住不放。
但是，他善權謀、多機變，最突出的就是他始終以全民總統的麵貌出現，超脫於黨派之外；他該妥協時就妥協，並不僵硬，表現在不得不任用中左人物、頻繁地撤換右翼政治骨幹——他的戰友、親信、夥伴……他有時甚至公開宣布不言“主義”和“道路”等等。葉利欽這個策略適應了轉型期、過渡期多變的動蕩的政治格局和政治形勢，客觀上避免了社會矛盾的激化和大的動亂，有利於穩住自己的權位。這當然不是說他在戰略和策略上沒有錯誤和失敗。
第四，如果從葉利欽為何能維持8年統治來講，還有不屬於他主觀所為的。這主要就是俄國的政治文化、民情問題。其表現是，許多俄羅斯人還是習慣於專製、獨裁和統治；俄國人有外人難以理解的極強的忍耐力和對於苦難的承受能力；多年的政治動亂使許多人淡漠政治、無所作為、聽天由命。再說在通常秩序下，老百姓也很難有所作為的。他們享有的“民主”，就是選議員、選官員。一張選票就已把“民主權利”交了出去了，交給了議員。而議員呢？有了肥缺，有了來自“國家”的種種優惠待遇（汽車、住房、工資等），成了既得利益者，他們所擔心的是議會被解散，因此同總統、政府的“鬥爭”總是以妥協或失敗而告終。百姓還有多少合法手段呢？街頭政治似乎已經過時，老百姓厭倦了。即使上街，又怎樣？能將總統趕下台嗎？在斥責社會民主黨議員投票讚成軍費開支時，列寧說過，群眾有時候是無所作為的。我把它理解為“無能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