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怎樣比較？
中俄的改革，有可比有不可比的。因此比較就有正確和不正確之分。正確的比較’有利於借鑒人家的經驗教訓；比的不對，就可能做出不正確的解釋和不正確的決策。正確的比較必須是從實際情況出發，從事物的內部聯係出發。不正確的比較是簡單、機械的比較，往往是用我們中國自己的經驗、自己的做法、自己的理解去看俄羅斯的事情。
“8·19”的時候，我在莫斯科。據說事件發生時，國內有的人興高采烈，以為此舉必成；但是三天後戈爾巴喬夫回到克裏姆林宮，宣布控製住蘇聯局勢，於是又有人感到“兵臨城下”。我們先別評論這種從興奮到沮喪的情緒，單說對蘇局勢的判斷問題。按我們中國人的理解，既然幹“政變”，哪有不成之理。我們對當時蘇聯情況並不十分了解。“8·19”當天早上，就有蘇聯人告訴我們，他們（緊急委員會）幹不成事。蘇聯人對其中成員知根知底。後來事實說明他們說得對。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之一——當時的蘇聯總理帕洛夫舉事之後就住進醫院，避開了，而委員會的頭，當時的副總統亞納耶夫則在人家抓他時喝醉在辦公室裏。我們對當時的蘇聯軍隊也不了解。實際上此時蘇軍隊伍思想也很亂’也多元化了。所以派去包圍白宮的空降兵部隊、阿爾法特種部隊卻站到葉利欽一邊。“8·19”那天，我到克裏姆林宮、紅場一帶看看，戒嚴部隊在槍口插上玫瑰花，戒嚴圈以內他們也讓我進去。第二天我又去，正好下小雨，戒嚴部隊士兵沒有穿雨衣，就隨隨便便躲到屋簷底下，他們的情緒也十分鬆懈，還衝著我喊，“給支煙抽吧。”這樣的戒嚴部隊，這樣的“政變”，我們能理解嗎？
對改革中的一係列問題，也不好簡單類比。
二、兩國改革至今的結果
兩國改革的結果一目了然。
經濟上：
俄羅斯GDP比1990年下降40%，工業產值也下降一半，基本建設投資下降了70%；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者占居民總數的20%—25%，居民實際收入下降40%，全國工薪階層一半的人不能按時領到工資或退休金。
而我國1978—1995年GDP年均增長9.7%，提前5年實現翻兩番的目標。通貨膨脹率年均7.3%八五”期間，城鎮居民實際收人年均增長7.7%，農民年均增長4.5%。貧困人口在1978年為2.5億，占世界貧困人口1/4；現在為5800萬，占世界貧困人口1/20.
政治上：
蘇聯改革導致共產黨喪權亡黨，國家一分為十五，政局長期動蕩不安，社會嚴重分化；在國際上滄為二流國家，西方將它當成小夥伴。
中國政局較穩定，香港順利回歸，社會主義民主比改革前有很大發展；國際地位大大提高。美日等國一些人散布“中國威脅論”是別有用心的，但也從另一個側麵反映出中國的強大。
三、為什麼會產生如此不同的結果？
上述蘇（俄）改革的結果主要是兩個方麵：國家解體，社會主義製度瓦解；經濟嚴重危機。前一個結果主要指蘇聯時期，主要講政治方麵；後一個結果主要講解體之後，主要講經濟方麵，我們分開講。
（一）為什麼蘇聯改革導致國家解體、共產黨喪權，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製度瓦解，中國則是另一種情景？
1、人們會說是因為蘇聯先改政治，後改經濟，而中國先經後政。
其實不完全是這樣，如果講改革的開始階段，甚至和上述說法是相反的。
戈爾巴喬夫上台後，第一步提出“加速發展”戰略，到蘇共二十七大才提出“經濟體製的徹底改革”；經濟體製改革受挫之後，在1988年6月，即在他上台3年之後的第19次代表會議上，才提出轉向全麵的政治體製改革的。
中國改革開始時才是先政後經的。打倒“四人幫”，批判“兩個凡是”，平反冤案，解放老幹部，都是政治。沒有這個政治前提就沒有緊接著的經濟改革。
當然就改革的整體和長過程而言，可以說蘇（俄）先政後經。中國著重抓的經濟改革，使人民從改革中得到實惠，造成穩定社會、推動改革的強大的社會力量，使改革難以逆轉。中國這麼做，絕不是從一個什麼公式出發，而是從各個時期的實際出發，因勢利導，“摸著石頭過河”。
蘇聯改革要靠經濟啟動也有其難處。他們改革開始時的經濟狀況與我國改革開始時是很不一樣的。當時蘇聯一些經濟學家發愁的是如何刺激起勞動者多掙錢的積極性，因為他們生活並不壞。中國則不同，我國改革麵臨著的是解決老百姓的溫飽問題。農村的改革帶有很大的自發性，農民要求生路，冒險起來砸斷人民公社這條捆住農民手腳的繩索。改革領導者的任務就是支持、引導他們的改革。
2、問題在於政治體製改革的方針。
中國不是從大規模進行經濟改革之後就不搞政治體製改革了，而是強調政治體製改革更要慎重，更要穩。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就是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較大以後再下決心。因為政治體製改革直接涉及許多人（特別是幹部）的利益，權力的再分配會遇到很多障礙。再者，中國強調政治體製改革要服從發展生產力這個總目標，不搞“民主崇拜”；要符合三個標準：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
問題還是在於怎麼改。
戈爾巴喬夫是在什麼地方失足的呢？
蘇聯改革的整個指導思想是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
改革的對象被確定為“官僚階層”，大批撤換幹部，使改革找不到可以依靠的社會政治力量。
改革的手段和動力選擇為：公開性、民主化、多元化。抽象地說，“公開性”、“民主化”並沒有錯，問題在於“度”。不講限度，不講原則，不考慮政治鬥爭的複雜性，不考慮可控性，其結果就不可收拾。幾十年的內政外交問題一大堆，一股腦捅出來，引起社會爆炸，你怎麼解決？你控製得了嗎？你戈爾巴喬夫有這個駕馭能力嗎？顯然，戈爾巴喬夫沒好好想過。
戈爾巴喬夫這麼做的結果是喪失了兩個東西，而召喚出兩個東西。
失去的兩個東西是黨和作為社會經濟的組織者——政府。不管這個黨此時狀況如何，它一直是社會穩定的力量。蘇共是怎麼毀掉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