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9月初，在北京大學國際政治係同日本成蹊大學法學部舉行的“亞太地區國家、民族與國際關係”的學術討論會上，我發言談“向市場經濟過渡中的俄羅斯政局”，關口末夫教授向我提了一個問題：決定和影響著俄羅斯對外政策的因素是什麼？我當時回答說，主要是四種因素：俄羅斯傳統的擴張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大國的地位；政權的性質；俄國國內政治經濟形勢。前兩種因素是比較穩定的因素，後兩種因素是變動性較大的因素。這當然是就近年來的俄國而言。這後兩種因素之所以變動性較大，是因為從蘇聯解體以後，俄國處於向另外一種社會製度的過渡期中，社會劇烈動蕩，政局變化難測，前景模糊不清。俄羅斯向何處過渡？誰將主宰俄羅斯？政治經濟形勢如何發展？何時擺脫危機？種種問題，誰也難以肯定回答（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問題是越來越清楚，答案越來越明朗）。這些問題的答案就要看改革的發展和結果。因此，俄羅斯的對外政策的變化就同其改革的發展和命運密切相關。世界上許多人一直很注視著俄羅斯改革局勢的發展，原因之一就在於此。因此，我們研究東北亞的國際關係不能不十分注意動蕩不定的俄羅斯；研究俄羅斯對外政策不能不注意其國內的改革。
一、俄羅斯的改革進程與其對外政策的變化這裏講的“改革”是指80年代中期以來，即戈爾巴喬夫上台執政以來蘇聯（俄羅斯）的政治經濟改革。蘇（俄）對外政策有重大變化也是從此時開始的。下麵我們來看看每個階段改革的發展與其對外政策變化的關係。
1、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蘇聯對外政策的重大調整。
戈氏的改革最初的動因是國內問題。他看到國家已處於危機前的狀態。首先是擔心保不住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他由此而提出加速發展戰略，而後提出進行經濟體製的“根本改革”，再後又提出政治體製改革。但是，作為改革“新思維”，首先是於1986年1月從外交政策方麵提出的概念。可見蘇聯的改革與其對外政策是分不開的。
戈氏之所以首先從對外政策上闡述“新思維”是因為蘇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經濟衰退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大國霸權主義、民族擴張主義的錯誤的對外政策造成的。它的爭霸天下的對外戰略對其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巨大的：使蘇聯長期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主要是優先發展軍事工業）的經濟發展戰略，從而導致國民經濟結構的嚴重失衡，使蘇聯不得不長期執行大大影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高積累、低消費的政策，使蘇聯把大量的人、財、物力用於軍事部門，使自己背上日益沉重的“援外”（如援阿富汗、越南、古巴）包袱。這個對外戰略還嚴重阻礙經濟管理體製的改革，因為“優先”發展戰略需要管理權力的高度集中。所以，戈氏的“新思維”首先從對外政策指導思想方麵提出是有原因的。
“新思維”放棄了蘇聯的對外擴張主義，對緩和國際緊張局勢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這種對外政策的改變目的在於為蘇聯國內的改革爭取適宜的國際環境，騰出手來搞國內的改革和發展經濟。但是戈爾巴喬夫在處理蘇聯同西方特別是同美國的關係中，常常消極地妥協、退讓，為美國和西歐推行“超越遏製”戰略創造了有利條件’這也是蘇聯瓦解的一個原因，雖然還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蘇聯的解體對國際關係的影響是巨大的。它使戰後持續40多年的東西方對峙、美蘇爭霸的兩極格局最終瓦解，多極格局開始形成。
2、俄羅斯改革過程中各派政治勢力的鬥爭與葉利欽“親西方”外交政策的調整。
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社會逐漸形成左、中、右三派政治勢力。右翼政治勢力是主張並急進地推行西方式的自由經濟模式、急進地實行私有化政策的急進變革派。他們是葉利欽總統和政府的主要支柱。左翼政治勢力以共產主義政黨為代表，他們以恢複社會主義、恢複蘇維埃政權、恢複蘇聯為其政治目標。中間派政治勢力是從以葉利欽為代表的原“民主派”分化出來的。他們主張“漸進式”的改革。其首領是曾經握有相當大權力的議長哈斯布拉托夫和副總統魯茨科伊。在“8·19”以後的近兩年中，右翼政治勢力和中間派政治勢力圍繞著權力這個中心，就經濟改革的方針、方式、建立什麼政治體製和製度而展開了激烈的、逐步升級的鬥爭。至1993年10月，葉利欽以武力結束了這場爭鬥。在這場鬥爭中，雙方不僅在內政問題上發生嚴重分歧，在外交政策上主張也很不一致。葉派在外交上著眼於尋求西方援助來推進國內的改革，認為西方發達國家掌握著俄羅斯通向世界經濟大門的鑰匙，因而“麵向西方是惟一理智的選擇”。葉的外交政策在頗大程度上反映了俄羅斯國內“回歸歐洲”的思潮。
反對派（中間派和左翼）則主張在外交上突出俄羅斯的利益，反對倒向西方，指責總統和政府“外交軟弱”，過於親西方，是“賣國外交”。議會甚至強烈要求“親西方外交”的外長科濟列夫辭職。
由於國內反對派對政府外交政策的反對和幹預，加上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俄經援口惠而實不至，又附加許多政治條件，並不把俄當成“平等的夥伴”，與此同時，俄國內經濟改革也步履維艱，危機重重，總統和政府從1992年下半年開始調整外交政策。1993年4月頒布了《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構想的基本原則》。《基本原則》規定了俄對外政策的基本方針是維護俄國利益，實行有重點的全方位的外交奉行在東西方之間保持平衡的政策”，但同西方發達國家的關係仍處於“優先地位”，要實現同他們的“協作和戰略夥伴關係”。
發生這次對外政策的調整原因有三：一是實踐說明葉的“親西方”外交並不能為國內的改革和經濟發展服務；二是由於葉主持的經濟改革嚴重受挫，經濟危機加重；三是從政治力量對比來看，盡管葉在政治上似乎比反對派得勢、強大，但實際上反對派有相當強大的社會基礎，他們在外交政策的主張可以說是理直氣壯的。如同1992年6月5日科濟列夫在回答法國《世界報》記者的提問時所承認的：俄國有一個軍工集團，他們同我們在對外政策上“有不同的觀點”。由於上述原因，總統和政府在蘇聯解體後初期實行的外交政策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如俄國力阻東歐成為西方勢力範圍，不讓東歐加入北約；積極開展東方外交，葉相繼訪問了印、韓、中、日；特別是調整了對前蘇聯地區各國的政策，進一步加強了同這些國家的關係。在軍事上，俄加強了對這些國家的幹預，積極參與調停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兩國在納卡地區、塔吉克國內、格魯吉亞的阿布哈茲和南奧塞梯的武裝衝突。一直拒絕加人獨聯體的格魯吉亞為了尋求支持，結束內戰，被迫於1993年底加人獨聯體。與此同時，俄大力推進與獨聯體國家的軍事合作，於1993年底同白俄羅斯、亞美尼亞、阿塞拜疆和除烏茲別克斯坦以外的中亞4國簽訂了軍事合作協定，獲得了繼續使用這些國家軍事基地的權利，並使俄軍繼續留駐這些國家得以合法化。在經濟上，在俄的倡議下，前蘇聯地區一些國家於1993年9月簽訂了經濟聯盟條約（至年底，已有10個國家正式加入該盟約），從而恢複了這些國家傳統的經濟聯盟。
但是這次外交政策的調整隻是初步的。1993年12月國家杜馬選舉、新議會組成之後，外交政策變動幅度就更大，俄外交政策的輪廓就更清晰了。
3、杜馬選舉後俄羅斯對外政策的重大變化。
在杜馬選舉中，激進的民族主義政黨自由民主黨的競選綱領把上述俄對外政策中反映出來的國民要求重振俄羅斯，恢複俄的大國地位的情緒變成一麵炫目的大國沙文主義旗幟。在自民黨的競選綱領中，宣揚建立強大的俄羅斯，維護俄羅斯人的利益，擴大俄羅斯的版圖，認為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中亞各國和烏克蘭曆史上都是俄的領土，都應回歸，羅斯。自民黨的愛國主義旗號迎合了不少俄羅斯人中不甘心國力衰退的選民的情緒，成為其在競選中獲勝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民黨得勝反映出來的對當權者帶著很大威脅性的民眾情緒促使總統和政府在對外關係中變得強硬起來。上述對前蘇聯地區的政策措施有一些就是在杜馬選舉之後采取的。1994年初，由於俄的積極介人，結束了由北約威脅要對波黑塞族陣地進行空襲的“最後的通牒”而引發的“薩拉熱窩危機”。俄再次以舉足輕重的大國姿態出現在國際舞台，引起了西方各國的警惕和擔心。美國報紙指出，俄羅斯對外政策發生重大變化。法國一政治學家發出警告：俄羅斯還會同西方對抗。日本輿論反應更為強烈：日本《產經新聞》文章說，“大俄羅斯是世界威脅的源泉”，《讀賣新聞》報道稱“俄羅斯恢複帝國地位的戰略開始啟動”。
至此，俄羅斯外交戰略和政策的基本輪廓就更加明朗清晰了。從總體上說，就是由親西方外交進一步轉向東西方兼顧的全方位外交，維護國家安全和大國地位。具體地說：第一，強化同前蘇聯各共和國的聯係和合作，加強對獨聯體各國的控製，力求確立自己在該地區的獨家支配地位，力阻西方對該地區的插手；第二，力圖打破西方國家在處理東歐事務中的壟斷地位，強調同北約共同解決東歐安全問題；第三，由對西方妥協迎合，乞求援助，轉向增強獨立自主地位，力求取得與西方世界的平等“夥伴關係”；第四，重視地緣政治，建立周邊睦鄰帶，加強在亞太地區各國的外交活動，擴大在這個地區的影響。
當然，也必須看到，俄力圖恢複昔日的大國地位和作用，還不意味著它要恢複原蘇聯的霸權主義外交，不意味著它想退回到同西方對抗的時代。因為：一是它還沒有力量這麼做；二是畢竟處於改革的時代，俄國內許多有識之士已意識到曆史上由於搞霸權主義和擴張主義給俄羅斯帶來了什麼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