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朱元璋為首的抗元集團在推翻元朝統治後，定都南京（稱應天府）。南京地區偎山環江、地富民安，定都於此，有一定的地理優勢和經濟保障。南京為六大古都之一，元末又是抗元鬥爭的中心，定都也有政治保障。但是當時以元順帝為首的元朝統治者殘餘還在北方活動，並經常南下騷擾明朝邊民，北方邊疆未靖，而南京又偏於東南，兩宋的前車之鑒常令洪武帝不安，因此朱元璋在位時便時有遷都之意。隻是在洛陽、西安、北京三城市的取舍上舉棋不定。永樂帝奪取皇位後，基於北京、南京二城市的對比，民族矛盾和政治、軍事原因，決定遷都北京。
遷都的原因很多。漢人的大一統思想是遷都的思想基礎。在中國古代曆史上，漢人一直是居於絕對統治地位的民族，少數民族居於被統治的地位。在漢人的理想中，國都居中由漢人統治，四周“邦畿千裏”由漢人地方政權輔翼，再以外便是周邊異族，他們要聽從漢人政權的命令，服從漢人的統治，定期繳納貢賦和朝覲，向漢人政府表明臣服之心。如若不然便是抗禮，輕者使人攜書信往譴責之，重者便要兵戎相見。夏、商、周以來各朝代，都以此種政策統治少數民族，並將周邊少數民族的臣服作為國家統一的象征。與少數民族爭奪統治區域、統治權的鬥爭是各朝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漢人以老大自居，蔑視各少數民族，稱他們為蠻、夷、狄、戎，漢人居住在中原、東南等富庶地區，將少數民族趕到僻地邊塞。大漢族主義存在於每個朝代，中國的傳統禮儀、政治思想也賦予它理論基礎和依據。甚至於每個漢人都看重自己的民族而輕視其他民族。
然而曆史的發展往往不以漢人自身意誌為轉移，它給新興的少數民族創造不少機遇，使少數民族利用時機發展、壯大自己。少數民族一經壯大便銳不可當。它生機勃勃，充滿戰鬥力，它不因循舊製，無禮法束約。當它所麵對的漢政府處於勵精圖治、奮發向上的時候，它進攻的勢頭就要受挫，有時可以與漢政府頻繁爭鬥，像漢朝時的匈奴；有時可能重創之下一蹶不振。漢族在與少數民族的鬥爭中雖說常常取勝，保衛了自己領土和國君地位，但在五代以後，契丹、黨項、女真、蒙古蓬勃振興，而兩宋政權卻軟弱腐敗，既沒有政治策略，也沒有軍事勢力及堅強信心與它們鬥爭，一再委曲求全，反向繳納“歲幣”也沒有遏製住各族的進攻步伐；最後拱手將整個中國讓與蒙古統治者。遼朝、金朝、元朝都將都城定於北京，北京雄踞南北交通門戶，南臨廣大漢族區域，西北、東北屏護著蒙古族和女真族的根據地。在元朝的民族政策高壓下，多少漢人憤憤難耐，多少文人激揚文字，多少政治家經略籌劃，都是為了趕走蒙古人，奪回北京，雪漢人之恥，報遭蹂躪之仇。
北京關係到明朝大一統的命運，負有漢人大一統思想之重任，明成祖慨然遷都北京之壯舉，抒兩宋300年來漢人遭壓製之激憤，壯漢人之聲威，挫蒙古、女真人之銳氣，實為大快漢人之心事。漢人的尊嚴、大一統的思想，由明朝遷都、遏製蒙古族的發展及全國統治的加強重又得以實現。
北京地區優越的地理環境，是遷都的信心保證。北京地理條件優越前麵已介紹，它處在華北平原與西北蒙古高原和東北鬆遼平原之間各條通道的樞紐，三關一口護衛住北京的西北、東北門戶，將外族禦於國門之外。通往中原的道路和運河水路交通將中原、南方和東北、西北聯係起來。在明代，北京作為交通中心和軍事重鎮，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燕山上的三關一口關係到明代的國運，明代最終的覆亡正是來自山海關的滿族敵手。明代能與西北蒙古族、東北滿族等少數民族敵對力量相峙、周旋，除用了全國的國力外，北京的交通集中點和險要地勢也幫了明朝的大忙。“內跨中原、外控朔漠”（孫承澤《天府廣記》）的地理位置宜於定都。交通便利和關口險阻增強了永樂帝遷都的信心。
北京地區建都曆史悠久，具有遷都的政治基礎。都城需要具備許多不同的因素，地理因素誠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惟一的因素。隻有當優越的地理位置與曆史條件相結合時，才能促成明朝遷都北京。燕國都薊城肇北京建都之端，其後政治中心自西北、中原向東南地區轉移，北京以軍事重鎮孤立於北方。隻是在經過遼時南京、金時中都直至元大都，北京才逐漸成為中國的政治中心。
契丹人建立的遼朝共有五個都城，南京析津府設在北京，五京之中，以南京規模最大。遼時南京沿用唐代幽州城址，將城牆重新修築，在城內西南部分修建了一個小宮城，城內宮殿也多半沿用前朝建築。遼南京盡管在建築方麵並無突出特色，但在當時整個北方仍然不失為一個人口稠密，市井繁華的大城市。它的城門、宮殿及街巷、坊市井然有序，城北商業貿易繁榮，並與中原地區保持著密切的經濟、文化聯係。全城人口達30萬，其中包括各種民族，除了漢、契丹、奚、渤海等族以外，還有不少的女真族和來自西域的少數民族。所有這些民族互相融合，共同進步，對遼南京的繁榮和發展都做出了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