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線的東西兩側為北京主要街道的骨幹：東西單牌樓和東西四牌樓是四個熱鬧商市的中心。在城的四周，在宮城的四角上，在內外城的四角和各城門上，立著十幾個環衛的突出點。這些城門上的門樓、箭樓及角樓又增強了全城三度空間的抑揚頓挫和起伏高下。因北海和中海、什刹海的湖沼島嶼所產生的不規則布局，和因瓊華島塔和妙應寺白塔所產生的突出點，以及許多壇廟園林的錯落，也都增強了規則的布局和不規則的變化的對比。由此使北京城顯得富有生氣。
布局巧妙，建築精湛的天安門以及紫禁城，表現了廣大勞動人民高超的建築藝術水平。這當中，首先應該提起的是天安門的設計者蒯祥。
蒯祥，明初江蘇省蘇州府吳縣香山人，生於明初洪武年間，他的父親是當時很有名氣的工匠，蒯祥繼承父業，30多歲就已成為造詣很高的木工。明成祖朱棣重建北京時，蒯祥同大批工匠一起被征集到北京。由於他技藝高超，品格高尚，很受主持工程的建築師蔡信、楊青等人的重視，並充分發揮了他的建築技藝和設計才能。明永樂十八年（1420）承天門（即天安門）及皇宮宮殿落成，蒯祥便被提升為工部營繕所丞。明成化年間重建承天門時，蒯祥是設計者，並參與了施工。以後他還多次負責主持對承天門的修繕。蒯祥不僅木工技術純熟，還有很高的藝術天資和審美意識。據記載，蒯祥能以雙手握筆，同時畫龍，並且能將兩條龍畫得完全一樣。營建宮殿樓閣時，他隻須略加計算，便能畫出設計圖來，待工程完畢後，建築與設計圖樣大小尺寸不差分毫。就連明憲宗都非常敬重他，稱他為“蒯魯班”。後來蒯祥官至工部左侍郎，蒯祥對於天安門建築的貢獻，後人是不會忘記的，人們把他曾住過的一條胡同，稱為“蒯侍郎胡同”，以示紀念。
清朝取代明朝後，北京城作為它的首都完全沿襲了明朝的風格，沒有什麼大的變動。清朝政府隻是大規模地開發了北京西郊的園林風景區，營建了規模空前、華麗非凡的離宮建築群，頤和園、圓明園堪稱此間傑作。
綜上所述，元、明、清三代對北京城的建設不僅典型地體現了我國封建社會帝王之都的設計思想，而且奠定了北京舊城的規模和格局。在北京城的發展史上，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階段。
幾大名都的比較
中國封建社會是亞細亞生產方式居主導地位的國家，儒家思想是封建政治思想的代表。“發乎情，止乎禮”；“非禮勿言，非禮勿行，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禮”是儒學理論的精髓，“禮”代表著製度、規範。中國關於典章製度的專著就有好幾大類，像《通典》《通誌》《文獻通考》等，就將儒家思想貫穿到各種規章製度中。建築是社會生活的重要方麵，儒家理論根據“尊尊”“親親”的原則，規定了不同的等級和規模。對國都的建築設計，更給予特別的重視，規定得也更加嚴格細致。從儒學規範的角度講，都城是國家政治、文化的標誌。
中國古代都城，雖然具有經貿、文化、外交等多種功能，但強調王權威儀，講求禮治秩序是都城建築設計的出發點。《周禮？考工記》中詳細敘述了西周建築文化尤其是都邑建築的禮製規範，書中所規定的城邑禮製為以後曆代王朝建都所依照執行，因此中國曆朝的都城的總體規劃設計有許多相通之處。但由於曆史時期不同、各城市的地理環境差異，以及統治者的興趣偏好等特點，各都城的整體結構又有各自的特點。
北京作為封建社會末期的都城，它的建築設計吸取了曆代都城建築的精華，並有所發展。它的國都居中的總體設計，為以前曆代都城所無法肩比；它所反映出的濃厚的儒學禮製思想也比其他都城深刻得多。但在封建社會末期，一方麵是專製主義中央集權空前強化，另一方麵是封建社會的各種矛盾日趨尖銳。封建社會已走向末路，缺乏它最初的進取精神。具體到建築水平上，明清時期的建築繼承大於發展，缺乏具有新意的表現；過於遵崇禮製規範，使得北京都城的設計凝重中透出些許呆板。但無論如何，北京城的設計曆經元、明、清三代，吸取百家之長，給我們留下了一份珍貴的建築遺產。
有比較才有鑒別，讓我們將北京城與漢魏及隋朝都城洛陽、唐朝都城長安、北宋都城汴梁以及明初都城南京加以對比，來分析北京城與其他都城整體結構的同異及各自特點。
洛陽是我國古代最早建立都城的處所，漢魏時期洛陽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國都的總體設計是當時建築設計的最高水平。《周禮？考工記》對都城建築有總體的規劃，即：“匠人營國，方九裏，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麵朝後市”。洛陽城的設計大體接近此規劃。漢魏洛陽城的規模大約是東西寬六裏，南北長九裏，俗稱九六城。共有十二門，東麵三門，南麵四門，西麵三門，北麵二門，與《周禮？考工記》的都城方圓及城門數量相差不遠。從城市布局看，漢晉洛陽的主要宮殿在城內偏南部；而洛陽主要市場――漢代的粟市和晉代洛陽三市中兩個主要金市和牛馬市，都在洛陽城偏北，符合麵朝後市的原則。除洛陽城區外，又有一座外城拱衛著皇城。隋煬帝時營建東都洛陽，東都城“周回五十裏”（《元河南誌》），全城有城門十個，城內建有宮城和皇城，宮城在皇城北部，宮城的中央各殿和皇城的正門、端門都正對伊闕，全城以此為中軸線。城西還建有西苑，為皇帝遊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