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為燕王的根據地，遷定都的軍事保證。確立都城的一大因素是要接近王朝或政權建立者的根據地，以便有舊部的支持。西漢王朝定都於長安，關隴集團作為政治支柱，支持很大。遼、金、元在北京定都，其中一有利因素便是接近各族的發源地，可以隨時得到本族的支持。燕王定都北京，便有這樣的有利條件。明初，朱元璋為了保持朱姓皇室的長遠統治及同元朝殘餘勢力鬥爭，在加強中央集權的同時，又實行分封製，將他的24個兒子和1個重孫分封在全國各地，讓他們“夾輔王室”（《明史紀事本末》卷14《開國規模》）。洪武三年，四子朱棣被封為燕王，封地為北京。由於洪武帝時不斷對蒙古作戰，分封在北京的燕王勢力很大，他擁有自己的軍隊，轄製北京地區，朱元璋還賜予他督率當地軍隊防邊、官員聽從他調遣的權力，燕王的地位日益提高，集北京地區的政治、軍事大權於一身。他在北京經營十幾年，使北京從明初的軍事重鎮向全國政治中心過渡。在北京他有一大批追隨者和支持力量，有軍隊可供他調遣，當地百姓也服從他的統治。有這樣良好的支持力量，尤其是軍隊的支持，使永樂帝遷都有軍事保障。
南京的不利因素和永樂帝“逆取皇位”是永樂帝遷都的主、客觀原因。
南京位於秦淮河流經的寧鎮山區的北麓，長江下遊南岸，隔長江與淮河流域及淮南丘陵相望；東距長江入海口約300公裏，西有坦蕩遼闊的江淮平原，城內山丘、平原、江河、湖沼縱橫交錯，素有“龍蟠虎踞”之稱。這裏因長江的天然屏障而地勢險要。六朝時期，吳國、東晉、宋、齊、梁、陳先後定都於此，加上兩晉以後中國經濟重心東南移，南京地區經濟發展迅速。元末這裏是抗元鬥爭的中心，朱元璋主要在這裏活動。元滅亡以後，朱元璋就將都城設在這裏。盡管南京有古都風範、經濟富庶，但它對外交通不便並遠離北方邊疆，這就使得它不適合做明朝的都城，無法迅速有利地解決民族衝突。這是永樂帝遷都的客觀因素。
對於永樂帝來講，南京不是他的勢力範圍，這裏既沒有武裝力量的支持，也沒有官僚集團的擁護，當地百姓也不了解他的勢力。從北京到南京，他就從一地之王變為普通王公貴族。從心理上來講，他不被這一地區所接受，而他自己對南京也沒有信心，更多的是排斥心理。加上他擁兵自立，建文帝繼位之初便興兵南進，以“清君側”靖難的名義攻占南京，奪得皇位。給當地百姓帶來戰亂之害不說，很多人痛恨他“逆取皇位”，對他有抵觸心理。雖然他大肆鎮壓敵對者，讓異己分子鉗口，卻也終日惶恐不安，惟恐有人加害於他。這是促使他遷都至“龍興之地”北京的主觀原因。
北京優越於其他古都，故而明朝都城非北京莫屬。曆史發展到封建社會中晚期，封建統治者已開始因循守舊，缺乏創新精神。這時選擇都城隻能因循前朝都城，而不會重新確定城址，平地起國都。我國封建社會史上，著名的國都有西安、洛陽、開封、南京、杭州、北京等六大古都。這幾大古都都曾興盛過，並且不止作為一個朝代的都城。南京、北京自不待言，西安是西周、秦、西漢、隋、唐各朝的首都，洛陽是東周、東漢、曹魏、北魏、五代的後唐的首都；開封是戰國魏國、五代的後梁、後晉、後漢、後周、北宋、金朝等朝代的首都；杭州是五代吳越國的國都以及南宋的國都。我國古代都城發展是有一定規律可循的，那就是隨著經濟重心和民族關係的轉移而自西北、中原向東南轉移，而後北上。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發源地，洛陽、西安最早成為奴隸、封建製度朝代的首都。秦、漢時期我國的經濟發展重心在中原、西北地區，西安、洛陽當時就很繁榮。自三國、兩晉、南北朝以來，中國的經濟重心自西北逐漸轉移到東南沿海地區，洛陽、西安的發展漸趨停滯，在經過了隋、唐時期的最後興盛以後，便徹底衰敗了。開封、南京、杭州順應經濟的發展興旺起來，開封作為北宋的都城曾繁華一時，出現了《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興旺發達景象。而後便是南京、杭州的迭興。盡管東南地區經濟上居領先地位，但民族關係的發展使全國政治中心轉移到北京，遼、金、元在北京的定都以及與漢族對立鬥爭中取勝，使得北京地區十分重要，關乎漢族和少數民族的命運。而其他五個都城均沒有北京如此嚴峻的政治形勢和複雜的民族衝突。北京集各種矛盾於一身，自然就成為明初定都的最佳和惟一的選擇。西安、洛陽等城市已不具備定都的各種因素。北京由於其自身的優勢和當時的政治形勢，成為明成祖遷都所在。後來的滿族政權在推翻明朝統治，建立清朝後，也將都城定在北京，北京成為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