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聖威嚴天安門，變化方圓包地軸
西方古代的人生觀：天是天，人是人。
中國古人則講“天人合一”。“天之神奇”，“地載萬物”，天神、地靈、人君，天地人和。西漢司馬遷寫《史記》就在於“究天人之際”。
西方人以“十”為完美；中國人視“九”及它的倍數八十一為“極數”。
盤古為“天地萬物之祖”，在中國古人看來，“天地”者，“宇宙”也；“宇宙”者，建築也。天神、地靈、人君，天地人和，中庸一統的思想文化，無不反映在神授皇權的天子皇宮及其四周各種建築物上。
天安門高大雄偉、莊嚴肅穆、威嚴天下。
紫微宮垣，天子常居，高牆厚壁，不可逾越，層層殿門，森嚴禁地。“變化方圓包地軸，君王元裕統天下”。任何詔令、恩威隻能來自重重宮殿裏的神聖天子君主。
一般以為，建築就是房子。但建築和房子卻不是相同的概念。建築不僅僅是一個供人們進行生活活動的場所，也不僅僅是一個由人所創造的物質對象，而且還賦予了它思想文化的內容。建築不僅本身是一個文化對象，而且它還比較全麵地關係著人類文化的其他領域，並映射著這些領域。北京天安門作為明、清兩代皇城的正門，是一種限定空間，又溝通皇宮內外的物質對象，它以高台高樓、歇山重簷、十獸壓勝、黃色琉璃瓦、五個門洞、五座金橋、兩對石獅、長長禦道、森嚴空曠的一種建築形態，用文化藝術語言表達了封建社會神授皇權的至高無上。天安門後的紫禁城各種建築及周圍天、地、日、月、太廟、社稷各壇等，無不體現著天人合一、君權神授、大一統等中國傳統文化價值，並發揮各自的政治功能。
天地人和
天安門把天子皇權功能表達得十分完整、清楚，“受命於天，安定天下”，天安門廣場兩邊千步廊外的各部院、將軍統帥、寺監大臣都得到廣場門前來聽候詔令，去執行皇帝統馭天下的重大任務，明、清兩代皇帝每年正月十五、冬至兩次去天壇彙報，求得上天的保佑。天壇四周古柏森森，烘托出祭天所需要的神秘、肅穆氣氛，以顯示封建統治皇帝的天命神權，以此來欺騙人民，鞏固他們的統治地位。
西方古代的人生觀是“天”“人”各一的，天是天，人是人，天是人認識的對象，人有時不得不匍匐在天的腳下，天人之間是有嚴格界限的。於是，便有濃烈的悲劇觀念、崇拜觀念，有日神與酒神精神；作為曆史性的反撥，有人對於“格物致知”的古代自然科學的昌明，有以後18世紀“浮士德式”對人生的苦苦追求，有近代尼采式的“唯意誌”，這都是天人分立觀在哲學上的表現。
中國古代特殊的哲學觀、人生觀則是“天人合一”。在《周易》中企圖對包含自然、人類社會的曆史發展等等範圍極其廣泛的問題，做出一種總體性的概括和說明，建立一個世界模式。古代先哲習慣於將“天”“人”放在一起加以思考，認為宇宙之根本原理，亦即人生的根本準則；宇宙自然之理，是人生社會之理在天上的返照；人生社會之理又是宇宙自然之理在地上的俗化。早在商周時期，就把天作為至高無上的主宰者。最高統治者――周王則為受天之命而王天下的“天子”。但是，夏、商、周交替，都相繼變革了天命，於是，便出現了“順乎天而應乎人”的觀念，在不動搖“天命”的前提下，強調人事的重要性；既要順從天命，又要適應人心，才能維持“天命”。西漢董仲舒進一步發展了天、人的關係理論，提出“天人合一”說和“天人感應”說。他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為有意誌的人格神，把人間的一切都說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故“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以類合之，天人一矣”。這種古代“天人合一”的人生哲學，一直沿襲到清代都沒有什麼改變。明代吳承恩寫的《西遊記》，便是一部天人合一的傳世小說，人間有皇帝，天有玉皇大帝；管理人間各種事務的大臣官員，自然形象，宗教人物，都在天上給他們安排了適當的職位。天有宮闕，人間有紫禁城皇宮，並且天子皇宮又是按雜糅的儒學禮製修造的，視為人間天堂，京城、皇宮形成一個“天人合一”、天地人和的整體。
神壇與皇權
古代的人們對自然界的力量無法抗拒，也不能認識和做出科學的解釋，隻能求助於天地、祖先、諸神的保佑。這天地、祖先、諸神合一的文化心理，可以說深入到民族的靈魂骨髓。談宇宙，往往從人的心理角度加以附會，“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說人生，又要到天、自然那裏去尋找根源，“人之身，首而貞，象天容也；發，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呼吸，象風氣；胸中達和，象神明也；腹胞實虛，象百物也。”“頸以上者，精神尊嚴明，天類之狀也；頸而下者，豐厚卑辱，土壤之比也；足布四方，地形之象也”。真可謂“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儀有所措”。所以，除了天地、祖先崇拜外，還對日、月、雷雨、山川、農作物等進行崇拜，而且這些崇拜的主祭權一直掌握在天子人君手中，作為天授神權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