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鹹豐皇帝並不希望將清朝政府官員的惱怒態度轉達給英國、法國公使。他以為凶殘成性的英、法侵略者一定會幡然悔悟，前來求和。不知這位天子是怎麼在英、法公使措辭強硬，已經可以嗅到火藥味的照會中，竟然能找到雖不露求和之意，但已外強中幹的蛛絲馬跡。所以他諭令兩江總督何桂清轉告英、法兩國公使：如果真心換約，則照美國公使的樣子，不帶兵船，隻帶護從人員，由北塘進京，完成各自使命。如果想要大沽撤防，那不可能，即使換約之後，也不能撤防。接著，他還要何桂清將遊曆內地和長江設立碼頭二條竭力消弭。由此看來，鹹豐皇帝對時局的分析和判斷的確很幼稚，對英國、法國所采取的攻勢，不僅沒有積極防範，而且還希望通過討價還價來解決問題。蓄意動用武力的英、法侵略者對於清政府和鹹豐皇帝的態度自然很不滿意，卜魯斯甚至大肆咆哮起來，以發泄對清政府仍然堅持的由北塘進京換約要求的憤怒。他覺得中國人這種漠視大不列顛尊嚴的舉動，實在無法接受，而大沽口之戰的一箭之仇也非報不可。
在英國、法國政府的安排和部署下，英法艦隊於1860年3月陸續開抵上海，戰爭的陰雲再一次籠罩在中國沿海地區。英國戰船130餘艘先後駛入青泥窪（今遼寧省大連市），最多時達157艘，其中包括戰艦3艘，小型兵艦34艘，運輸船143艘，共載炮361門，官兵人數為10500名和在廣東雇募來的運輸隊約2500名。法國戰船約40艘，集中在煙台，官兵人數為6300名。這樣一隻由數量如此眾多的堅船利炮和侵略者組成的龐大艦隊，到中國來的目的就是要逼迫清政府答應英國、法國等列強的無理要求，滿足它們的侵略欲望。曾經用槍口對準中國咽喉的前英國全權大使額爾金和前法國全權大使葛羅分別作為英國、法國的全權專使被重新派遣到中國，充分顯示出英國、法國政府對這次使用武力來達到侵華目的軍事行動的重視。
4月17日，英國外交部在給額爾金的一封信中提出：英國女王陛下決心采取一切措施，一方麵在與法國皇帝之間，另一方麵在與中國皇帝之間建立和睦關係。而這種持久和平和未來與中國的友好和睦關係，都取決於中國皇帝及其政府對英國提出的三項條件缺一不可的妥協與接受：
一、向在大沽口的聯軍部隊道歉。
二、批準與履行《天津條約》。
三、支付盟國海陸軍戰備費用賠款。
法國政府也給葛羅發布了內容相近的訓令。
6月底，額爾金和葛羅淩波東來，輾轉到了上海，與已等候在這裏的美國公使華若翰、俄國公使伊格那提耶夫會集在一起。自去年北塘換約後，華若翰就一直呆在上海。而伊格那提耶夫是不久前才從北京趕到上海來的，專為等候額爾金和葛羅等人，以便了解動向，見機行事。他在北京時，代表俄國與肅順等人進行了多次交涉，施展了種種手段，雖然一無所獲，但卻深得俄國外交部的讚許，並於1860年5月被授予公使銜。為了使俄國在中國獲得更多侵略權益，他感到必須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北京，前往上海以便實現經過將近一年的交涉仍未達到的目的。所以，為確保此行的成功，伊格那提耶夫作了精心的設計和安排，忍受了顛簸和勞頓。
1860年5月16日上午8點鍾，伊格那提耶夫和使團從所居住的南館出發，迅速地向城門走去，由經過改裝的兩輛大車走在前麵。當前一輛大車走到外城門口時，後一輛大車還在內城門口。於是兩輛大車的馭者同時拉動活銷，用活銷連接的事先被鋸斷的大車後軸就塌落下來，大車便不能行動了，正好堵住城門口，造成混亂。使團的轎子趁機在隨員和騎兵衛隊的簇擁下溜出城門，而轎子實際上是空的。伊格那提耶夫在一個護衛的伴隨下，騎馬走在前麵，順利通過城門而未被發現。到郊外以後，伊格那提耶夫改乘轎子。在離天津不遠處，他們改走岔道，以避開城裏仇恨外國人的百姓和清朝官兵。趕到海邊時，提前約好的俄國“亞波涅次號”運輸船已等候在那裏，並將他們送上另一艘俄國船“德日基特號”三桅快船。這艘享有健行者聲譽的“德日基特號”，卻辜負了伊格那提耶夫的期望。由於存煤不足，隻夠使用8個小時，所以它隻好揚帆而行。偏巧海麵上風平浪靜，直到第八天開始有些微風，船便漸漸開動起來。又經過了兩天的航行，才終於到達長江口，6月15日，伊格那提耶夫抵達上海，從而結束了這樣一次較為漫長，以麵包幹和髒水沏茶充饑的航行。
一登岸，伊格那提耶夫就受到剛剛兼署俄國領事職務的美國領事各理德的歡迎，並被邀請到其家中居住。因為美國公使華若翰也住在各理德的寓所裏，所以兩位公使很快就相識了，熟悉了。又由於俄國和美國在華利益基本一致，處境相同或相近，促使兩國公使更加接近。在即將發生的英、法等國對華軍事行動中，他們打算嚴守中立，並決定隻在特別有利的情況下，才充當調停人。當他們和額爾金、葛羅會見後，便自動提議與英、法侵略者一起北上。像兩年前的俄國公使普提雅廷和美國公使列衛廉一樣，他們打出來的仍然是調停人的旗號。其實，調停是假，趁火打劫、混水摸魚是真。而美國公使華若翰似乎也還有另外一種盤算，既然額爾金、葛羅、伊格那提耶夫都要乘船北上，自己也不能單獨行動，與他們脫離，以免再落一頓譏笑、嘲弄。因此，當這時已升任江蘇巡撫的薛煥苦口婆心地勸阻他不要跟著英、法、俄等國使節北上湊熱鬧時，他表示他本人沒有其他意思，北上的目的就是為了求得與諸國和好。7月，額爾金和葛羅分赴青泥窪和煙台，將英、法侵略者集結起來後，準備月底在北塘登陸，抄大沽炮台的後路，占大沽及天津。在英、法侵略者登陸以前，俄國和美國公使便已抵達北塘，並照會清政府表示願意調處爭端。
盡管英、法侵略者在不斷地大規模運兵，準備向中國動用武力，俄國和美國也在打著各自的算盤，但是鹹豐皇帝仍然一廂情願地希望不要在自己的眼前再次燃起熊熊戰火。本來入春以後，大臣們接二連三地向他奏報英、法侵略者攻陷了許多沿海島嶼、城鎮，大批戰艦連檣而至，給沿海地區的防衛造成很大的壓力。到了夏季，隨著額爾金和葛羅的再次到來，戰爭一觸即發。可是鹹豐皇帝卻頑固地堅持認為：去年英國人在大沽口首先失禮，並受到我軍轟擊，慘敗而去，肯定心存畏忌，此番調集兵船前來，聲言水陸並進，意圖報複，實際上是以兵協和。即使武裝來犯，也有僧格林沁在天津海口鎮守，而這位科爾沁親王曾經大敗英國人，可保大清王朝無慮。
但是，當時的情況或許正如僧格林沁和恒福所分析的那樣：與外國人打交道，不外乎戰、和二端，然而就眼下的時局來看，戰與和，都不在中國，而在外國。人家想打就打，想和就和。但是，清朝政府官員們多傾向於對英、法侵略者設法撫綏，迎機善導，使來勢洶洶的洋人就我範圍。雖然明明知道英、法侵略者是虎狼之性，即便求和也一定要受一番挾製之苦，但是他們仍然想先得到英、法兩國全權專使的照會，或者由俄、美兩國公使代為致意。然後恒福便照複英、法兩國全權專使，讓他們也都按照去年美國公使換約的方式，從北塘登陸進京換約。但問題是英、法侵略者積極進行戰爭準備，卻根本不理睬清朝政府。而集結在大沽口外的英、法戰船兵艦也真讓人看了眼暈，如果一旦發動進攻，兩軍對壘，勝負難以預料，所以，清朝政府官員也覺得必須加緊大沽口的防禦體係的建設。為了讓英、法兩國全權專使按照自己的意願由北塘進京換約，清政府留下北塘一地根本沒有軍事布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