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俄國為了爭取時間，使中俄《天津條約》盡快生效，決定不再從彼得堡派遣新的公使，而將在北京的教會監護官彼羅夫斯基改為公使銜，委派他辦理了中俄《天津條約》的換約事宜。隨後，俄國又派伊格那提耶夫到中國來，繼續辦理交涉。他是6月27日趕到北京的，恰逢清軍在大沽口之戰中取得勝利的第三天，他怕中俄《天津條約》會受到英國、法國戰敗的影響。在28日舉行的首次會談中，他就勸說清政府欽派大臣肅順等人，至少不要與法國和美國發生爭執。肅順則明確表示：“我國政府本欲和平接待外國使團在北京辦理《天津條約》的批準事宜，而英國人卻強行闖入白河，與我國交戰，僧格林沁親王大敗英國人，擊毀數艘戰船，捕獲多名俘虜。歐洲人首起釁端，破壞和平，咎由自取。至於與貴國所訂的《天津條約》，因已經獲得批準，我們也和貴國代表彼羅夫斯基互換了《天津條約》批準書，當不在此例。”而伊格那提耶夫得寸進尺，表示：“我之所以來北京，旨在了結根據《天津條約》《璦琿條約》和其他諸條約應予解決的一切俄中問題。”但肅順等人完全否認《璦琿條約》，聲明它是無效的。同時，他們還態度鮮明地指出：中國的政府永遠不會同意將任何領土割讓給外國人，他們也從未被授權把黑龍江左（北）岸讓給別人。此刻，伊格那提耶夫再也掩蓋不住北極熊的真麵目了，殺氣騰騰地說：“我國與中國的邊界綿延達7000俄裏，俄國較之其他任何海上強國都更易於隨時隨地給中國以有力的痛擊。”肅順等人不為所動，最後說：“我皇旨意，公使應盡快返回貴國。”
伊格那提耶夫非但沒有離開，反而於次日給肅順等人送去一份舊約補充條款的草案及一份備忘錄，逐條作了說明。草案的主要條款涉及這樣一些問題：
1.劃定東部和西部的邊界。
2.開放中國內地的陸路通商。
3.在蒙古、滿洲和喀什噶爾設立新的領事館。
4.調整中俄邊務當局之間的直接關係。
5.引渡逃犯。
當伊格那提耶夫確信無法從肅順等人手中使俄國的侵略要求得到滿足時，又向軍機處送去一份照會，指控肅順等全權大臣，請求另派談判代表。軍機處答複他說：“肅順等人是中國信任大臣。他們據理直言，怎麼能說是先出無禮之言？我國根據中俄《天津條約》對貴國做出重大讓步，準許貴國在七處海口通商，又將黑龍江沿岸地區、闊吞屯及海邊空曠地區讓與居住，並準予由黑河口順鬆花江往東入海行走。至於烏蘇裏、綏芬河一帶之土地，決不能讓與貴國。”措詞相當嚴厲。後來，伊格那提耶夫又與肅順等人進行了多次交涉。為了擺脫對他懷有敵意的肅順，伊格那提耶夫還借口需要商討的問題事關重大，要求軍機處委派一名大學士為全權大臣，然而軍機處沒有同意。盡管清政府拒絕了伊格那提耶夫的要求，但是也認為可以增派除肅順、瑞常之外的第三位大臣，於是便準備任命曾在1858年參與《天津條約》談判的花沙納參加這次談判。可是這一提議卻引起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悲慘結果。當花沙納得知盛怒之下的鹹豐皇帝打算任命他去和外國人辦理交涉，解決難題時，他愁得不知如何是好，一心盤算怎樣才能擺脫這種困境。從皇宮散朝回家後，他便與全家人訣別，然後自盡了。
雖然經過多次交涉，仍一無所獲，但是伊格那提耶夫硬是呆在北京，不肯離開。他要等待時機，為俄國在中國攫取更多的侵略權益。
至於英國公使卜魯斯和法國公使布爾布隆則躲在上海，一麵不去理會清政府尋求妥協的種種努力，一麵照會清政府，表示如果清政府不變更《天津條約》，即可罷兵。其實，他們在盡量保持沉默的同時，也正懷著非常焦急的心情等待著來自倫敦、巴黎的反應和訓令。
羞辱的“城下之盟”
英、法侵略者在中國大沽口之戰中慘敗的消息傳到了英倫三島和法蘭西，震驚了英、法統治者。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曾經在自己的堅船利炮麵前低頭，在不平等條約上簽字的中國，竟然使強大的英、法兩國的軍隊嚐到失敗的滋味，這口氣怎麼能夠咽下。盡管有些人指責卜魯斯的行動太輕率，太魯莽；額爾金對大沽戰敗也負有重要責任，在中國期間，不僅訂了那個不吉祥的《天津條約》，還做了許多壞事。但是殖民侵略者們並不悔過，紛紛叫嚷對中國進行報複，按照他們的邏輯：“我們不能容忍被那些中國人打退。”他們要擴大對華戰爭，攻打中國的沿海各地，占領北京，將皇帝趕出皇宮，並得到物質上的保證，擔保以後不再發生襲擊事件。鞭打每一個身穿蟒袍而敢侮辱英國國徽的官吏，把這些人個個都當成海盜和凶手，吊在英國軍艦的桅杆上示眾。教訓中國人重視英國人，英國人是高於中國人之人，英國人應該成為中國的主人。在奪取北京後，永遠占領廣州，把它變成英國遠東商業中心，抵抗俄國在中國東三省邊境地區已取得的勢力，並奠定新領地的基礎。一時間，一致要求對中國實行充分報複的逆流甚囂塵上，到處蔓延。雖然在如何報複中國這個問題上，英國國內也存在著分歧，如擔心英國的報複行動，使中國陷入混亂，結果把現存的清王朝瓦解了，將整個國家投入到一種無政府狀態之中去，不僅破壞了所有的生產，而且還損害了商業的利益。但是英國政府最終決定通過強有力的行動打掉中國人的“驕氣”和“惡意”。
英國駐華公使卜魯斯得到的訓令是，如果清政府提出和平的方案，他可以乘一艘英國船隻沿白河到天津，從那裏去北京以便交換條約批準書。但是，如果發生任何困難或者對於他的接見並不適合於一個主權國家代表的話，他須把事件交付海軍官員們來處理。如果清政府並沒有這種提案，可以照會清政府要求對大沽的“預設埋伏”作最大的道歉，並宣告要索取一筆大量的賠款。另外，他還得到通知，一支相當大的軍事力量將於春天季節風變的時候被派到中國來。由於法國政府的動作並沒有這樣迅速，法國駐華公使布爾布隆遂沒有得到這樣的訓令。所以，卜魯斯也就沒有遵守訓令立即照會清政府。後來，法國政府決定向中國派遣一支具有相當力量的軍隊，繼續與英國采取聯合行動。
3月8日，卜魯斯、布爾布隆聯合照會大學士和軍機處，要求清政府立即無條件地接受四項條件：
一、對大沽炮台的行動作一種最大的和令人滿意的道歉。
二、在北京交換條約批準書，使節們為此得乘本國船隻前往天津。
三、《天津條約》須予以完全實行，特別是對於賠償的支付。
四、對於後來發生事件的賠償。
這份照會經由兩江總督何桂清轉交清政府，立即引起軒然大波。軍機處在給何桂清的谘文中說：英國不遵理諭，毀壞中國海口防具，致啟兵端，哪是中國失信？法國並沒有先行照會，也隨英國一同前來，讓它由北塘進京換約，可法國船隻早已遠去，怎麼能說中國將它攔回？英國還向中國勒索賠償兵費，更是豈有此理。如果說賠償兵費，中國所用兵費，確實很多，且如廣東、福建以至天津沿海曆來設防，豈止數千百萬兩白銀。如果向英國索賠，則英國所費，尚不到中國的半數。去年英國、法國使節見美國換約後，改訂噸鈔章程並在台灣、潮州通商，籲請照辦，中國寬待各國，體恤商情，一體施恩準行。中國如此仁厚，他們不知感激，還要生事，實在令人駭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