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先從洋務、頑固兩派的三次主要論爭中，來看看慈禧所采取的態度和立場。
1867年初關於北京同文館招收正途出身學員學習天文算學的論爭，是洋務、頑固兩派之間的第一次大爭論。
當時奕訁斤看到，“洋人製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現在上海，浙江等處講求輪船各項，若不從根本上用著實功夫，即學習皮毛，無裨實用。”他即於1866年12月，代表總理衙門奏請在同文館內添設“天文算學館”，建議選取20歲以上的滿漢舉人及恩、拔、歲、副、貢和科舉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年少聰慧”的京外官，經考試入館學習天文數學。頑固派認為，奕訁斤竟然把西學正式引進封建教育的神聖殿堂，並讓科舉正途人員公然拜夷人為師，無論如何不能容忍。於是他們便從散布流言蜚語，編造什麼“詭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為師”等等誣蔑謾罵對聯，發展到正式上奏彈劾奕訁斤。
1867年3月5日，山東道監察禦史張盛藻首先發難，上奏指責奕訁斤令科甲正途人員學習天文算學，是“習為機巧之事”，又“借升途銀兩以誘之。”是“重名利而輕氣節”，這對於“士習人心大有關係”，請慈禧飭令廷臣悉心妥議。慈禧對張奏批“著毋庸議”擱了起來，於是頑固派首領大學士倭仁便親自出馬上奏，大講“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支持張盛藻所謂“朝廷能養臣民之氣節”，“以之禦災而災可平，以之禦寇而寇可滅”的主張；並說：“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甚至危言聳聽地說：如令正途人員向外國學習，勢必“變而從夷，正氣為之不伸，邪氣因而彌熾，數年以後，不盡驅中國之眾鹹歸於夷不止”。
慈禧令軍機處將張、倭兩奏抄送總理衙門，並在倭奏上批“該衙門知道，欽此！”要奕訁斤作答。奕訁斤連忙上奏，詳細陳述了要“自強”就必須學習西方長技，而學習西方長技“必須由算學入手”的道理，指出倭仁所主張的一套，雖“陳義甚高，持論甚正”，其實不過是誤國空言，不足為訓，表示在學習西方長技問題上，“但期可以收效，雖冒天下之不韙，亦所不辭”，最後並向倭仁“將”了一“軍”：“該大學士既如此舉為窒礙，自必另有良圖，如果實有妙策，可以製外國而不為外國所製，臣等自當追隨該大學士之後，竭其？昧，悉心商辦，用示和衷共濟，上慰宸廑。如別無良策，僅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幹簷等詞，謂可折衝樽俎，臣等實未敢信。”
接著倭仁再次上奏，喋喋不休地在請外國人做教師上大做文章，堅持“不必多此一舉。”奕訁斤也再次具奏痛斥表示自己“不敢以道學鳴高，隻顧目前不肯任勞任怨”，也決不“因浮言煽惑”，而把天文算學館的建立“置與緩圖”，並把京師及各省士大夫“聚黨私議，約法阻攔”的責任，全推到倭仁身上。
慈禧一麵諭令總理衙門：“同文館招考天文算學，既經左宗棠等曆次陳奏，該管王大臣悉心計議，意見相同，不可再涉遊移，既著現在投考人員，認真考試，送館攻習。”一麵諭令倭仁另保數名粗通天文、算學的中國教師，擇地設館進行教學。當倭仁回奏：“奴才意中並無精於天文、算學之人，不敢妄保”，宣告認輸，而奕訁斤則乘勢進逼，要求倭仁在總理衙門行走，偏讓倭仁同洋人打交道時，慈禧竟支持奕訁斤的建議，令倭仁照辦，不準堅辭不就，弄得倭仁十分狼狽，隻得稱病推諉。不久又有“知州微員”楊廷熙上奏，借口“天象示警，人言浮動，請旨撤消同文館”，也被慈禧斥之為“甚屬荒謬”和“愚昧無知”，不加理睬。
在這場論爭中，慈禧雖懷有利用倭仁等頑固派清議，牽製奕訁斤的意圖，但基本上是支持奕訁斤等洋務派的。因此，報考天文算學館的人數，雖遭受頑固派的阻撓而有所減少，但還是正式開班，洋務運動中第一個培養近代人才的同文館，也終於堅持下來，並獲得一定的發展。
1874年（同治十三年）圍繞著設廠製造船炮機器和籌備海防問題的論爭，是洋務、頑固兩派之間的第二次大的論爭。
這次論爭，是因日軍入侵台灣，海防空虛，亟宜切實籌議而展開。先是總理衙門奏議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軍機處將總理衙門奏折密寄各督撫籌議，並宣示以下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海防亟宜切籌，將緊要應辦事宜撮敘數條，請飭詳議一折。據奏庚申之釁，創钜痛深，當時姑事羈縻，原期力圖自強，以為禦侮之計，乃至今並無自強之實。本年日本兵踞台灣番社，雖迭經飭令各疆臣嚴密籌防，自問殊無把握。若再不切實籌備，後患不堪設想’等語。沿江沿海各省防務經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並該省將軍、督撫等隨時籌劃，而備禦究無可恃；亟應實力講求，同心籌辦，艱苦貞定，曆久不懈，以紓目前當務之爭，以裕國家久遠之圖。該王大臣等所陳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各條，均係緊要機宜，著李鴻章、李宗羲、沈葆楨……詳細籌議，將逐條切實辦法，限於一月內複奏，此外別有要計，亦即一並奏陳。總期廣益集思，務臻有濟，不得以空言塞責，原折單均著抄給閱看。將此由六百裏各密諭知之。欽此。”這是慈禧、同治為這次討論定下的基調。
密諭發下後，李鴻章等督撫大臣紛紛具奏議論，其中廣東巡撫張兆棟，代丁日昌轉呈預擬的海洋水師章程六條，內容特別詳盡周密，慈禧、同治頗為讚賞，朱批“該衙門議奏，單並發”，要總理衙門議奏並轉發各督撫一並籌議。在籌議的奏章中，大部分是同意和支持總理衙門和丁日昌的擬議，但也反映了不少保守的意見。如湖南巡撫王文韶便反對丁日昌設廠兼造耕織機器，他說：“丁日昌所陳分設機器局條內，以輪船槍炮分廠督造各節，自屬目前要務。至兼造耕織機器之說，臣竊有所未安。夫四民之中，農居大半，男耕女織，各職其業，治安之本，不外乎此。若概以機器行之，彼兼並之家，富連阡陌，用力少而工程多，誠美利也，此外別無恒產，全賴雇值以自贍者，往往十居八九。機器漸行，則失業者漸眾，胥天下為遊民……故臣謂機器局除製造軍用所需外，其餘宜一概禁止，不得仿製各種日用器具，是亦無形中所以固本之一端。”又如通政使於淩辰還在高唱“洋人之所長在機器，中國之所長在人心”的濫調，驚呼“今以重洋人機器之故，不能不以是為學問，為人才，無論教必不力，學必不精，竊恐天下皆將為國家以禮義廉恥為無用，以洋學為難能，而人心因之解體，其從而習之者必皆無恥之人，洋器雖精，誰與國家共緩急哉”；並攻擊“李鴻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變夏不止。”再如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同樣在高唱：“且敵所畏者中國之民心，我所恃者亦在此民心。縱洋人機器愈出愈奇，我不可效日本覆轍為所愚弄、盤剝，搜山竭澤，事事師法西人，以逐步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親上之民心也”；並反對購買和製造兵輪大炮。特別攻擊丁日昌“矯飾傾險，心術不正，實為小人之尤”，“臣在江南，聞丁日昌有‘丁鬼奴’之稱，為此謀國，誠不知其是何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