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敗得太慘，日本提出的條件太苛刻，而這次戰爭的對手，並不是英吉利、法蘭西那樣的超級大國，而是曆來被中國視之為“倭寇”的彈丸島國日本。這就使得中國的各個階級和各階層感到震驚、憤慨和困惑。稍有頭腦的中國人都在反省，都在思考中國戰敗的根本原因何在。大風暴洗刷了空氣中的汙濁，人們的頭腦顯得格外清醒，視野更加清晰寬廣，此時可以說是近代民族覺醒的真正發端。它的標誌，一方麵是戰後資產階級作為政治勢力在中國出現，代表資產階級意識、觀念的知識分子，無論是革命派還是改良派，他們關懷祖國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熱烈地投身到救亡圖存的洪流中去。為中國帶來了新的希望；另一方麵，以光緒皇帝為代表的清朝統治集團中的主戰派，他們冷靜地反省戰爭失敗的症結在哪裏？今後怎麼辦？是否還是同以往曆次戰爭那樣，隨著戰火烽煙的暫時平息，依舊文恬武嬉、歌舞升平。嚴酷的現實，做出了無情的答複，不行了！現在不行了！中日戰爭以後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中華民族麵對殖民主義者嚴重威脅。一種亡國滅種的危機感、救死不遑的緊迫感和難於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恥辱感緊扣著中國人的心靈。中國近代知識群體為中華民族救亡圖存呼號呐喊，部分清朝官僚對國家命運產生無限憂慮，促進了光緒帝萌發維新變法思想。這是在塌天的亡國之災即將臨頭的嚴重時刻，在漫漫長夜裏閃爍出耀眼的曙光。
作為一朝之主的光緒帝沒有因甲午慘敗而懨心喪誌，也沒有因簽訂《馬關條約》含恨受怨而消極後退，卻是在失敗中冷靜反省，重新振作精神，繼續進擊，不做亡國之君。這就是光緒帝同他以前幾位清朝皇帝品格的根本區別所在，也是值得被後世稱頌的一個方麵。他在《馬關條約》換約的當天，四月十四日（5月8日）在張之洞奏折的批諭中做了如下的表示：
嗣後我君臣上下，惟其堅苦一心，痛除積弊，於練兵籌餉兩大端實力研求、亟籌興革。毋生懈誌，毋騖虛名，毋忽遠圖，毋沿積習，務期事事核實，以收自強之效，朕於內外諸臣有厚望焉。
實際上是中日戰爭失敗後的反省，其精神是奮發向上的，態度是務實的，反映了戰後光緒帝的思想麵貌。
上麵所述，中日戰爭的失敗，對中國人是一次大震動、大刺激。在這場大震動中，必然有人一籌莫展，消極頹廢；有人在失敗中猛醒，奮發進擊。清朝走向何方？關鍵在於作為一朝之主的皇帝態度。安定人心，重新建樹皇帝的權威，這是中日戰爭以後光緒帝首先所要反省的問題。安定人心之首要者是重整抗戰派的士氣，形成以皇帝為核心的近臣親信圈子，進而增強對清政府整個官僚集團的凝聚力。為此，光緒帝於四月十七日（5月11日）向軍機大臣等發了開誠布公的上諭，解釋主戰派提出的“廢約”“遷都”“持久戰”等積極主張未能實施的原由，明確表示了戰後積極進取的態度。
諭軍機大臣等：日本覬覦朝鮮，稱兵犯順，朕懷藩服，命將出師，原期迅掃敵氛，永弭邊患。故凡有可以裨益軍務者，不待臣工陳奏，皆以主見施行……
……乃爾諸臣工於所議章約，或以割地為非，或以償銀為辱，或更以速與決戰為至計，俱見義奮發，果敢有為。然於時局安危得失之所關，皆未能通盤籌劃，萬一戰而再敗，為禍更難設想。今和約業已互換，必須頒發照行，昭示大信……自今以後，深責愆尤，痛除積弊……切實振興，一新氣象，不可因循廢弛，再蹈前轍。諸臣等均為朕所倚畀，朕之艱苦，當共深知，朕之萬不得已而出於和，當亦為天下臣民所共諒也。
在光緒帝周圍的一些近臣中有因中日戰爭的慘敗而氣餒，皇帝權威的失靈也使一些人寒心。光緒帝在諭旨中開誠布公，希望諸臣“深知”他的“艱苦”，“共諒”他出於萬不得已批準《馬關條約》的做法，坦誠之心公布於眾，對於維係人心，有極為重要的作用，中國人有句俗語所謂“皇帝不急急太監”，而光緒帝急人民之急，他告誡臣工“不可因循廢弛，再蹈前轍”，戰後的光緒帝頗有臥薪嚐膽之心態，對於企望中興清朝，而被光緒帝視為“所倚”的諸臣，無疑是莫大的鼓舞。
中日戰爭結束以後，光緒帝對清軍從將領到士卒的腐敗無能痛首惡疾，他在好幾處的上諭中反省到這一問題。四月十四日的上諭指出：
朕辦此事熟籌審處不獲已之苦衷有未深悉者。自去歲倉卒開釁，征兵調餉不遺餘力，而將少宿選，兵非素練。紛紛招集，不殊烏合，以致陸交綏戰無一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