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對待不同意見，特別是一些尖銳刺耳的批評，光緒提出了“有真是非，無私喜怒”的非常有價值的見解。他認為臣下所提意見未必皆是，要在人君於聽言之際認真鑒別，而判斷是非的標準，不應是人君的主觀意誌和個人喜惡。他提出一個原則：“言逆於心，必求諸道；言遜於誌，必求諸非道。”並且主張“順言而悖乎道者，人君必當責斥之；逆言偶悖乎道者，人君亦當涵容之。”隻有這樣，臣下才能言無不盡，人君耳目才不致壅蔽。他諄諄告誡各級官吏在聽取意見時，應虛懷若穀，千萬不能固執己見，應“隻見有道而不見己之心”，隻有如此，方可做到“逆言合乎道，但覺其順於道，不知其逆於耳矣；順言不合乎道，但覺其逆於道，不知其順於耳矣。”光緒的這些想法和主張無疑是非常值得稱道的。
至於提意見的方式，光緒認為隻要意見正確，無論以何種方式提出均可。他主張一針見血，態度鮮明，反對似是而非，模棱兩可。他認為是則是，非則非，一斷於理而已。“理之所是，雖眾以為非，極力爭之可也。理之所非，雖眾以為是，極力辟之可也。”模棱兩端是不能肩天下大事的。他很推崇裏革斷罟來諷勸魯宣公的精神，並指出“人君聽逆耳之言，不過拂意於一時，而受福於無窮；聽順耳之言，不過快意於一時，而受患於無窮。”光緒甚至讚同鬻拳兵諫的做法，認為“諫之法非一端矣”，當人君聽信讒言，行為不端時，像鬻拳那樣以兵諫楚文王，亦無不可。
光緒還把大臣敢於直諫，視作國家興旺發達，政治開明的重要標誌。他指出“興隆之世，無所謂不敢言，至於有所不敢言則國事已壞矣。”當政治開明之際，“雖匹夫匹婦皆能以自達；及其衰也，即左右近臣亦囁嚅而不敢出焉，識者於此可觀世變矣。”因此他提出人臣有三諫之義的主張：“一諫不入則再之，再諫不入則三之。”才算盡到了臣子的職責。
在封建專製的時代，皇帝乾綱獨斷，“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君主的意誌就是法律。韓非子《說難》雲：龍的喉下“有逆鱗徑尺，若有人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參。”可見大多數皇帝慣於聽阿諛之詞，容不得不同意見，臣下犯顏直諫，時常會招來橫禍。光緒卻與此相反。他說：“凡直諫之臣必遇明主，而後可觸其忌諱。若夫昏主，則所言愈峭直而愈不見用，甚且加之以罪矣。”光緒的這種虛懷納諫思想，到了百日維新期間，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他對那種諸臣泄泄，言路鉗口，君臣隔絕，上下壅蔽的現象深惡痛絕。他多次頒布上諭，要求廣開言路，鼓勵士民上書，打破了隻準少數大員上書言事的特權。清製“自內而公卿台諫，外而督撫，數百人外不能遞折”，其餘官員上書隻能通過所在部院堂官或教察代遞。且格式極嚴，一筆違誤，即致議處。光緒摒棄“祖宗成法”，力圖改變這種君臣隔絕、官民隔絕，“大臣小臣，又相隔絕，如浮屠百級，級級難通，廣廈千間，重重並隔”的現象。他諄諄告誡各級官吏，士民有上書言事者，應隨到隨遞，不許稽遲，“不準稍有抑格，如敢抗違，或別經發覺，定將該省地方官嚴行懲處。”光緒甚至將百般阻撓主事王照上書的懷塔布等禮部六堂官統統罪斥，以表示其“力除壅蔽之至意。”於是“舉國鼓舞歡蹈，爭求上書，民間疾苦，悉達天聽。”光緒雞鳴而起，日晡乃罷，覽閱章奏，猶不能盡。就連“野民漁人”也來上書，用二尺長紙繕寫奏本，稱及皇上亦不抬頭，光緒不但不加責怪，反而“覽之欣笑。”親身經曆了戊戌變法運動的吳玉章同誌，回憶當時的情景說：“當變法詔書一道道地傳來的時候，我們這些讚成變法的人，真是歡欣若狂。尤其是光緒帝三令五申地斥責守舊派阻撓上書言事，更使我們感到鼓舞，增長了我們的氣勢，迫使那些反對變法維新的守舊分子啞口無言。”在死氣沉沉的中國能出現這樣生機勃勃的局麵，應該說這與光緒早期“不棄芻蕘，采及葑菲”的思想不無聯係。梁啟超說他“從善如轉圜，受言若流水”，並非全是溢美之詞。
戰敗與反省
中日戰爭的慘敗和《馬關條約》的簽訂，中華民族麵臨亡國危險。中日戰爭對於當時的中國人，是一次大震動，大刺激，它向中國人民敲響了警鍾，促進了民族的覺醒。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宗法帝國，人們的觀念長期來依附於以家族為單元的宗法社會的古老範疇。自鴉片戰爭以後，隨著資本主義的侵入，給中國社會的陳腐觀念增添了一些新的思想內容，中國人的思想開始有所轉變。然而，這種意識形態上的轉變，因為受到傳統文化惰力的重重束縛，其步伐是非常緩慢的。隻有在外部和內部的強烈衝擊之下，才有可能使這個古老民族從長期沉睡中驚醒過來。中日戰爭對中國人猛擊一掌，它的衝擊力遠遠超過兩次鴉片戰爭和中法戰爭，中國人的近代民族意識在甲午戰爭以後才明顯地萌發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