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對待不同意見,特別是一些尖銳刺耳的批評,光緒提出了“有真是非,無私喜怒”的非常有價值的見解。他認為臣下所提意見未必皆是,要在人君於聽言之際認真鑒別,而判斷是非的標準,不應是人君的主觀意誌和個人喜惡。他提出一個原則:“言逆於心,必求諸道;言遜於誌,必求諸非道。”並且主張“順言而悖乎道者,人君必當責斥之;逆言偶悖乎道者,人君亦當涵容之。”隻有這樣,臣下才能言無不盡,人君耳目才不致壅蔽。他諄諄告誡各級官吏在聽取意見時,應虛懷若穀,千萬不能固執己見,應“隻見有道而不見己之心”,隻有如此,方可做到“逆言合乎道,但覺其順於道,不知其逆於耳矣;順言不合乎道,但覺其逆於道,不知其順於耳矣。”光緒的這些想法和主張無疑是非常值得稱道的。
至於提意見的方式,光緒認為隻要意見正確,無論以何種方式提出均可。他主張一針見血,態度鮮明,反對似是而非,模棱兩可。他認為是則是,非則非,一斷於理而已。“理之所是,雖眾以為非,極力爭之可也。理之所非,雖眾以為是,極力辟之可也。”模棱兩端是不能肩天下大事的。他很推崇裏革斷罟來諷勸魯宣公的精神,並指出“人君聽逆耳之言,不過拂意於一時,而受福於無窮;聽順耳之言,不過快意於一時,而受患於無窮。”光緒甚至讚同鬻拳兵諫的做法,認為“諫之法非一端矣”,當人君聽信讒言,行為不端時,像鬻拳那樣以兵諫楚文王,亦無不可。
光緒還把大臣敢於直諫,視作國家興旺發達,政治開明的重要標誌。他指出“興隆之世,無所謂不敢言,至於有所不敢言則國事已壞矣。”當政治開明之際,“雖匹夫匹婦皆能以自達;及其衰也,即左右近臣亦囁嚅而不敢出焉,識者於此可觀世變矣。”因此他提出人臣有三諫之義的主張:“一諫不入則再之,再諫不入則三之。”才算盡到了臣子的職責。
在封建專製的時代,皇帝乾綱獨斷,“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君主的意誌就是法律。韓非子《說難》雲:龍的喉下“有逆鱗徑尺,若有人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參。”可見大多數皇帝慣於聽阿諛之詞,容不得不同意見,臣下犯顏直諫,時常會招來橫禍。光緒卻與此相反。他說:“凡直諫之臣必遇明主,而後可觸其忌諱。若夫昏主,則所言愈峭直而愈不見用,甚且加之以罪矣。”光緒的這種虛懷納諫思想,到了百日維新期間,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他對那種諸臣泄泄,言路鉗口,君臣隔絕,上下壅蔽的現象深惡痛絕。他多次頒布上諭,要求廣開言路,鼓勵士民上書,打破了隻準少數大員上書言事的特權。清製“自內而公卿台諫,外而督撫,數百人外不能遞折”,其餘官員上書隻能通過所在部院堂官或教察代遞。且格式極嚴,一筆違誤,即致議處。光緒摒棄“祖宗成法”,力圖改變這種君臣隔絕、官民隔絕,“大臣小臣,又相隔絕,如浮屠百級,級級難通,廣廈千間,重重並隔”的現象。他諄諄告誡各級官吏,士民有上書言事者,應隨到隨遞,不許稽遲,“不準稍有抑格,如敢抗違,或別經發覺,定將該省地方官嚴行懲處。”光緒甚至將百般阻撓主事王照上書的懷塔布等禮部六堂官統統罪斥,以表示其“力除壅蔽之至意。”於是“舉國鼓舞歡蹈,爭求上書,民間疾苦,悉達天聽。”光緒雞鳴而起,日晡乃罷,覽閱章奏,猶不能盡。就連“野民漁人”也來上書,用二尺長紙繕寫奏本,稱及皇上亦不抬頭,光緒不但不加責怪,反而“覽之欣笑。”親身經曆了戊戌變法運動的吳玉章同誌,回憶當時的情景說:“當變法詔書一道道地傳來的時候,我們這些讚成變法的人,真是歡欣若狂。尤其是光緒帝三令五申地斥責守舊派阻撓上書言事,更使我們感到鼓舞,增長了我們的氣勢,迫使那些反對變法維新的守舊分子啞口無言。”在死氣沉沉的中國能出現這樣生機勃勃的局麵,應該說這與光緒早期“不棄芻蕘,采及葑菲”的思想不無聯係。梁啟超說他“從善如轉圜,受言若流水”,並非全是溢美之詞。
戰敗與反省
中日戰爭的慘敗和《馬關條約》的簽訂,中華民族麵臨亡國危險。中日戰爭對於當時的中國人,是一次大震動,大刺激,它向中國人民敲響了警鍾,促進了民族的覺醒。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宗法帝國,人們的觀念長期來依附於以家族為單元的宗法社會的古老範疇。自鴉片戰爭以後,隨著資本主義的侵入,給中國社會的陳腐觀念增添了一些新的思想內容,中國人的思想開始有所轉變。然而,這種意識形態上的轉變,因為受到傳統文化惰力的重重束縛,其步伐是非常緩慢的。隻有在外部和內部的強烈衝擊之下,才有可能使這個古老民族從長期沉睡中驚醒過來。中日戰爭對中國人猛擊一掌,它的衝擊力遠遠超過兩次鴉片戰爭和中法戰爭,中國人的近代民族意識在甲午戰爭以後才明顯地萌發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