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天安門公車上書!菜市口六君蒙難(12)(2 / 3)

采礦業是近代工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他工業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光緒在“因時製宜”上諭中就要求督撫“開礦產。”嗣後各督撫陸續複奏。其情形如下:“安徽太湖之大石等各保莊煤礦業業已準商試辦。江西袁州、吉安、廣信、饒州等處均有煤礦,萍鄉煤質尤佳,亦已集款勸辦。湖南水順、永州二府屬礦苗甚旺。新疆和闐舊有金礦,均已派員往勘。至四川雅州各礦產迭據給事中吳光奎奏請招商開來……”光緒在披閱了這些奏折後於二十二年一月三十日發布上諭:“以上各該小有礦處均係確鑿可指,即著責成各該督撫督辦,務臻實效,毋得輒行中止。他若雲南向產五金,貴州礦苗素旺,山西所出之鐵,夙稱精良。現雖未據複奏,均宜及時攻采,以期逐漸推廣。”此外,還諭令吉林、黑龍江、江蘇等省速將籌辦情形據實複奏。光緒還嚴厲斥責阻撓開礦的種種謬論,如“謂礦不宜開,固屬拘泥之見。謂礦無可開,亦屬臆斷之詞……及聽民間自采,招商承辦,恐無成效等詞,一奏塞責。”

為切實振興實業,招商設廠,清政府還增設了相應的辦事機構,專司其事。總署於光緒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遵旨議奏講求商務折中,主張設立商務局和商務公所:“請飭下各督撫,於省令設立商務局,由各商公舉一殷實穩練素有聲望之紳商,派充局董,駐局辦事……再由各府州縣於水陸通衢設立通商公所,各舉分董以聯指臂。”該折“奏旨依議”。

光緒頒發的這一道道諭旨,反映了時代的呼聲,符合曆史發展的趨勢,其進步性是毋庸置疑的。新的政策和措施在剛出台時總會受到種種疑阻,但我們不能據此說光緒的這些諭旨是“一紙空文”。

除前麵曾提到張之洞雷厲風行集款在江南辦繅絲等廠外,他還命江南官紳購置大小輪船於內河運貨,以收利權。不久,江西在籍紳士亦呈請督撫,要求承辦九江等處的內河航運,集股購大小輪船,“疏通土貨,力爭先著,以維商局,以保利權。”張之洞也同意“援照江南成案”,“準其開辦”。

浙江巡撫廖壽豐在執行朝廷諭旨時還有所變能和創新。他在《通飭鼓勵商人製造新器劄》中宣布,對能創造新器者嘉獎。“凡能創造各項新器,有益於國計民生,可以資利用而籌抵製者,準由該地方官查明,稟請獎勵,並仿照泰西各國,將該商所出新物,聽其一家售賣,俾享獨攬之利,以示優異。其獨創新法,確有成效,若無資本者,準其稟明地方官,糾集股份興辦。”為表明其誠意,廖壽豐在該劄中獎仿織洋布的鄞縣商人王承淮五品頂戴。

對朝廷的變革最感到歡欣鼓舞的,當推沿海及通商口岸一帶的紳商。因為朝廷鼓勵發展商辦企業,為他們開辟了用武之地和棄官經商之途。狀元出身的張謇認定“國非富不強,富非實業不張”,而振興實業“責任須在士大夫”,毅然棄仕宦之途,相繼在南通籌辦了聞名於世的大生紗廠、通海墾牧公司等20餘個企業,成為時代和紳士的楷模。張氏的巨大成功,固然與其經營得法,管理有方有關,但若離開了甲午戰後朝廷推行“恤商惠工”變法,從而為興辦實業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其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在這振興商務的大潮中,成效卓著者首推輕紡工業。這些規模較大的企業有:蘇州的蘇綸紗廠、無錫的業勤紗廠、杭州的通蓋公紗廠、上海的裕通紗廠、蕭山的通惠紗廠、寧波的通久源紗廠等。繅絲、食品、火柴、印刷業等均有較快的發展。

在開礦藏方麵,湖南巡撫陳寶箴動作最快。陳氏在1895年到任後不久,便決定設立礦務總局,並奏請政府立案。陳氏旋即委派了總辦、會辦、提調等。其章程規定采取官辦、官商合辦和官督商辦三種形式。總局設長沙,漢口、上海設分局,負責轉運和推銷。此外,四川也頒布了《四川官商合辦礦務章程》。

三、鐵路、銀行、郵政、軍事等。

鐵路是近代工業的重要樞紐,但到80年代朝廷內部還在圍繞著有無必要修築鐵路爭執不休。至甲午前全國修成幾條短途鐵路,如津沽、台(北)新(竹)等。且其出發點是基於軍事防禦,鐵路的綜合社會效應未能得到充分體現。甲午後,光緒在“因時製宜”上諭中將“修鐵路”列為首事。其後張之洞、王文韶、劉坤一等紛紛上奏。張之洞說:“方今時勢日急,外患憑陵,日增月盛,富強之計,首以鐵路為第一要圖。”光緒二十二年八月九日,張之洞、王文韶奏設蘆漢鐵路公司,並保直隸津海關道盛宣懷為督辦。九月十四日,光緒批準設立鐵路總公司,命盛宣懷為督辦。蘆漢鐵路遂提上日程。不久,廣西龍州鐵路、滬寧鐵路、粵漢鐵路、津鎮鐵路等紛紛籌議上馬。

鐵路投入大,收益慢,非吸收外資不可。為抵禦列強掠奪中國路權瓜分中國而吸收外資與為賠款而舉借外債不同,即不以政府而以公司或商人作為與外方合作的對象。其形式是借款自造。盛宣懷說:“借款自造,債是洋債,路是華路,不要海關抵押,並不必作為國債。”禦史陳其璋在奏稿中主張借鑒美國立國之初吸引外資興築鐵路、開礦的方式:“為今日之計,不如明降諭旨,聽憑我商人自借洋貨,廣為開辦,國家但為保護……我為一商辦之路,即彼少一蔓延之路。”這樣,不僅富強可致,且嫌釁可消。這一時期興築的鐵路皆此例。這種借款方式雖不能徹底杜絕列強對中國路權的控製,但其積極作用是不可忽視的。它一方麵解決了資金短缺的問題,另一方麵也維護了路權。20世紀初在各地掀起的保路運動中,中國紳商所以能要求贖回路權,並能成功的將幾條鐵路收歸商辦,溯其緣由,正是甲午後執行的這一投資政策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