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庚此函的原件現在未能見到，但其內容的真實性可以從孫中山等革命黨人與維新派的早期交往與合作中得到證實。甲午前後，孫、康兩黨勢力都登上了中國政治舞台。當時康有為的政治改良思想已趨成熟，而孫中山的思想尚處於由改良向革命的轉變階段。孫、康兩派雖然政治見解不同，但都主張學習西方，探索救國真理，僅此而言，他們又有相通之處。特別是“戊戌以前，康創強學會於北京，梁辦《時務報》於上海，提倡新學，名動一時”，孫中山、楊衢雲、陳少白、章太炎等革命黨人“與康、梁徒侶往還不絕”，聯係密切，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兩派聯合的意向。
1897年冬，橫濱華僑商人鄺汝磬、馮鏡如等人創議開辦華僑學校，欲從國內延聘新學之士為教習。他們將此事就商於正在橫濱的孫中山與陳少白。孫、陳因梁啟超主筆《時務報》名聞海內外，故力薦梁氏充任。11月初，鄺汝磐持孫中山介紹函，專程赴上海謁見康有為。康氏“以梁啟超方任湖南時務學堂掌教，乃以徐勤代之”，同時“助以陳默庵、湯覺頓、陳蔭農”等弟子。康有為還對孫中山為該校代擬的校名“中西學校”持有異議，將其易名為“大同學校”，並“親書大同學校四字門額為贈。”經過籌備，橫濱大同學校在1898年3月正式“啟館。”可以說，橫濱（中西）大同學校的開辦，是孫、康兩派共同協商和努力的結果。
大同學校成立之初，孫、康兩派關係融洽，徐勤任中文教習，掌管校務。他與陳少白、孫中山時相過從，往還頗密，引為同誌。但是，到1898年春康有為漸得光緒帝賞識後，感到維新前景光明，深恐為革命黨人所連累，於是函令徐勤與孫中山等斷絕往來。橫濱商人風聞康有為將被委以重任，亦紛紛傾向徐勤一方，大同學校成為維新派在日本的一個據點。革命黨人被完全排除在外。
孫、康兩派圍繞大同學校的合作與紛爭，一直未能躲過清廷駐日官員的耳目。裕庚密函中言孫中山開大同學校一事，必然牽涉到徐勤等康門弟子，這正是康、梁聞訊後驚慌不已的原因所在。
同時，裕庚所言孫文“專與時務報館諸人通”，與汪康年訪日也有關係。汪氏在徐勤赴日任教大同學校不久，也揚帆東渡，考察遊曆。汪康年在《汪蘭卿（康年）先生傳記》中記述說：
（丁酉）十二月，先生與湘鄉曾敬貽君（廣銓）遊日本，遍曆東京、橫濱、大阪、神戶、長岸等處，匝月而歸……先生此行用意至遠，於采訪政治、風俗而外，兼寓有與其國之朝野名流聯絡聲氣之意義，非尋常遊曆之比。事前曾與梁卓如往還商酌（時梁君在湖南）。
顯然，汪康年赴日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與維新事業不無關係。此時汪、梁因辦《時務報》已發生分歧，但汪康年赴日之時，康門弟子仍以同誌待之。到達橫濱後，他與徐勤聯絡仍很密切。汪康年在日本所談的維新言論也被日本新聞媒介連篇登載，一時間汪氏成為備受關注的新聞人物，他與徐勤及大同學校的聯係自然也被清廷官員所探明，所以裕庚函中便直接涉及到了時務報館諸人。
從上可知，裕庚密告總署的情況是有事實根據的。但從事態發展看，此函沒有引起大的風波，這與張蔭桓的全力回護是分不開的。不過，當時北京還是出現了一些傳聞。士人中風傳時務報館經理汪康年逃往日本，“盡以報館款畀孫文作亂”，或雲“徐勤等赴日本與叛賊孫文設立大同會。”這些傳言雖不確切，卻也聳人聽聞。在這種形勢下，康、梁為自保計，被迫退卻，使保國會的正常活動受到影響。
5月2日，禦史潘慶瀾上《請飭查禁保國會折》，攻擊保國會聚眾不道，從而掀起了一股反維新變法運動的惡浪。李盛鐸見大勢不好，於次日即上《會黨日盛，宜防流弊折》參奏保國會，以求自保，保國會從內部開始瓦解。守舊派大臣剛毅意欲借機查辦保國會。光緒皇帝受康有為所呈《日本變政記》《日本會學考》等書的影響，了解到開學會、成立政黨為各國通行之俗，以開民智而勵士氣，各國政府都不禁，因而他看到參劾保國會的奏折後，意欲保護康有為等人和保國會，於是對剛毅等大臣們說：“會能保國，豈不大善哉，何可查究耶？”但光緒皇帝怕慈禧太後見了追問，於是將所有參劾保國會的奏折提出封存起來。
但守舊派並不甘心，禦史黃桂筠上奏參劾保浙會、保滇會、保川會和保國會，並危言聳聽地宣稱：“近日人心浮動，民主民權之說日益猖獗，若準各省紛紛立會，恐會匪聞風而起，其患不可勝言。”故要求禁止各會活動。禮部尚書許應6也上奏參劾康有為，稱康有為“逞厥橫議，廣通聲氣，襲西報之東說，經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既不可行，其居心萬不可問”，故要求朝廷驅逐康有為。禦史宋伯魯、楊深秀起而與許應6相爭辯，指責他竊位蔽賢，阻撓大局。光緒皇帝也斥責許應6令其自省。禦史文悌在守舊的王公大臣的支持下也跳出來誣蔑康有為成立保國會名為保國，實必亂國，為了激起滿族統治者的不滿，他又宣稱康有為“徒欲保中國四萬萬人，而置我大清國於度外。”光緒皇帝看了文悌的奏折後，十分生氣，痛斥文悌受人支使，結黨攻訐，沽直好名，非禦史之所該為，下令革掉他的禦史之職。光緒皇帝再一次保護了康有為。
但由於頑固守舊派的瘋狂攻擊，維新運動嚴重受挫。原來一些與康有為關係密切者因害怕殺身滅族，再也不敢與康有為公開來往，一般不明真相者更是不知如何是好。這時康有為的住宅門可羅雀，與上一月門庭若市、車水馬龍、熙熙攘攘形成鮮明對比。在守舊派的攻訐之下，不少的人害怕了，保國會也停止了集會活動，無形中逐漸解散。康有為的學生和朋友從關心他的安全角度考慮，也多勸他暫時離開北京，以免遭到守舊派大臣的懲罰。但光緒帝支持康有為的要求，故使他感到維新變法仍有希望，對光緒皇帝也十分感恩戴德，正如他自己所說：“突遭許、文狂噬，即拂衣欲去，不意劉整彈章，反成禰衡薦表”，因而他又留了下來，他當時的心正如他在一首詩中所寫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