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點頭道：“聽了先生高論，使朕茅塞頓開，心中豁亮。說到選拔人才一事，近有翰林學士徐致靖等保薦黃遵憲、譚嗣同、梁啟超等人英才可用，不知先生以為如何？”
康有為聽了自然表示完全讚成。他們又交談了很久，光緒才對康有為說：“先生辛苦了，請下去歇歇。今後有何建議，請先生隨時具折條陳上來。但願維新成功，國家富強，得免危亡，再現中興，也就是先生不世之功業了。”
康有為再次叩頭，感謝皇上知遇之恩。當他辭別皇上，走出殿門時，殿外的蘇拉們告訴他，他這次被召見的時間特別長，已經有兩個多時辰了。
康有為覲見完畢，接著是張元濟。張元濟進去時，隻見光緒穿著衣冠坐在上麵，前麵是一張圍著黃幃的書桌。張遠濟跪在桌子旁邊與光緒對話，沒有旁人參與。
光緒談到了外患憑陵，宣籌保禦，廷臣惟諾，不達時務，舊黨阻撓，部議拘執，貼括無用，鐵路當興，再三感歎講求西學的人才太少。張元濟逐項回答了光緒的問題，提出以下幾點，要開鐵路必須趕緊預備人才，洋工程師是完全不可靠的。除了鐵路，還有礦山、河渠、船廠、機器廠都是很重要的。因此要責成大學堂認真造就各項人才。張元濟認為翻譯、外交人才尤為缺乏，如公使、領事能選到合適的人，中國外交必能逐漸有起色。請求光緒設館儲才，以備谘詢，重點是學校和科舉這件事。希望光緒堅定立誌，不要被異說幹擾。當時滇越邊境正為劃界發生爭執。光緒說，我們如果派人去，要兩個月才會走到，但外國人隻要十天八天就會到達。我們中國道路不通，一切落後，什麼事都趕不上外國，怎麼能和人家辦交涉呢！張元濟回答說：“皇上現在勵精圖治，力求改革，國家總有希望。”光緒歎息說：“可是他們都不能讚成啊！”這位清朝皇帝在強大的守舊勢力麵前也真夠可憐的。於是光緒把話題轉到通藝學堂上，問了通藝學堂的情況，勉勵通藝同學好好地學，將來能為國家出些力。談話時，張元濟見後窗外好像有人身影閃過，恐有人偷聽，便不敢再多說。一會兒後，光緒就示意他退了出去。
光緒帝在召見康有為、張元濟之後不到20天的時間，於五月十五日（7月3日）在故宮乾清宮養心殿暖閣又召見了另一位維新派的知名人士梁啟超。按照清朝典章四品以上的官員才有資格被皇帝召見，而今梁啟超隻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布衣舉人受寵被召，光緒帝銳意變法求賢若渴的迫切心情可以想見。五月十五日清晨梁啟超來到紫禁城等候召見，早朝以後由太監引入東暖閣。光緒帝對梁氏的出眾才華和維新變法的見解已經在他的論著中有所了解，侍讀學士徐致靖的奏折裏也盛讚梁啟超“英才亮拔，誌慮精純；學貫天人，識周中外”，所以他對梁氏也期重望。可惜梁啟超較濃厚的廣東鄉音影響了與光緒帝的思想交流，梁啟超事先也估計到這一不便，故隨手攜帶了他的論著《變法通議》，麵呈光緒帝。《變法通議》是梁啟超在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陸續在上海《時務報》上發表的論文，有《自序》《論不變法之害》等12篇，以進化論觀點論證人類社會的變革，提出變法先“變人”和實行君主立憲製等主張，文字生動，寓意深刻，是維新運動中的重要著作，對光緒帝籌劃維新，部署變法也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召見之後，光緒帝賞給舉人梁啟超六品銜，辦理譯書局事務。光緒帝不僅破例地召見布衣舉人，並且還賞給六品銜，相當於會試二甲進士或部主事的官職，這又是一次“為國朝曠典所無”的創舉。光緒帝對維新派的信賴和器重，確有“不拘一格用人才”的氣魄。
七月，譚嗣同扶病人覲，奏對稱旨。譚嗣同給光緒的第一印象不錯。他等譚嗣同跪定之後，才客氣地問道：“先生就是譚嗣同麼？聽說先生近來有恙，不知可痊愈否？”
譚嗣同答道：“感謝皇上眷念，小臣已痊愈多時了。”
光緒帝道：“聽說先生在湖南主持南學會，助陳寶箴推行新政，成績斐然，朕心甚慰，特請先生來京，襄助維新大業，還望先生不吝賜教，多獻嘉策，共抒國難，再建中興。”
譚嗣同道：“小臣才疏力薄，實恐難負聖上之期望。不過，伸張民權，實施憲政，獎勵工商，變法圖強，此乃世界之潮流，萬民之所望，嗣同亦國民一分子，躬蒙聖眷，敢不竭誠以赴。”
光緒帝點了點頭，又向殿外望了一眼，繼續發問道：“自從4月23日，朕頒布定國是詔以來，新政迭行，新詔累下，不知卿從湖南一路行來，聽到各地紳民有何議論？”
譚嗣同道：“自皇上厲行新政以來，中外矚目，朝野沸騰，市井裏巷，無不議論紛紛，雖毀譽參半，也是不足怪的。要改變千百年來之積弊，創建亙古未有之新國，哪有不引起各種議論之理？王安石說：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那原是很有理的。”
光緒帝又點了點頭，問道：“那麼，先生的觀感又是怎樣的呢？”
譚嗣同略微停頓了一下答道：“皇上英明果決，奮發圖強，力抗舊壘，勇行新政，順應時代之潮流，實為國民之幸福。原來，皇上的某些舉措，臣卻以為還有未當之處，而且還孕育著巨大的危險，這是臣不得不直言的。”
光緒帝聽了，心頭一驚，忙把身子俯向案前，急切地問道：“有哪些舉措失當，還望先生快快指教，以匡朕之失。”
譚嗣同道：“臣以為變法維新，乃國家之大事，影響所及，極為深遠，是萬萬不可輕舉而妄動的。否則，如商鞅變法，慘遭車裂；吳起圖強，身被誅戮；晁錯釀七國之亂；安石啟南渡之衰。老子說：治大國如烹小鮮，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是以陛下如欲變法，必須深思熟慮，事先站穩腳跟，三思而行，方能操必勝之算，立不敗之地。小臣以為，要使維新成功，務須有以下四條方可：第一必須有一支強有力的輔佐力量，形成堅強之中樞，確掌決策和號令之大權；第二必須有一支親兵勁旅，人不在多而貴乎精，使能進足以懾服凶頑守舊勢力，退足以保衛陛下和新政中樞之權威；第三必須妥善安置眾王公大臣，以減少維新之阻力；第四還必須外交製勝，取得國外各友好國家之聲援與支持。有此數端，然後大事也就可望有成了。試以日本明治維新為例，明治天皇欲變法圖強，首先就派伊藤博文遍遊歐美，精研各國憲法，回國後即委以重任，形成中樞，牢牢掌握了決策和號令全國之大權；同時，又用西鄉、板桓等武士組成參謀部，訓練八千名步騎炮親兵，名為禦親兵，以拱衛天皇，威鎮諸藩。以上兩條具備之後，明治天皇始突然發動‘奉還版籍’之舉，一舉而解除了數百年來尾大不掉之幕府兵權，並封贈舊日諸藩和王公大臣為華族，寵以虛榮，保其福祿，而削其實權，使那些幕府、藩主、公卿、大吏等，既不能反抗，又有所慰藉，因而維新成功，國乃富強。今陛下左右無股肱之大臣，前後無心腹之衛隊，太後握用人之大權，掣肘於宮廷之內；榮祿擁數萬之兵卒，虎視於畿輔之側；而陛下孤立無助，卻冒險躁進，今日切責督撫，明日裁撤大臣，樹敵日多，積怨日深，巨恐不但新政難望成功，而且陛下之危、國家之禍，亦將在旋踵之間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