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雖然提出了定憲法開國會的主張，認為議院是泰西第一要政，並請皇上定立憲為國體，預定國會之期，明詔公布天下。但他同時也感到，憲法、國會條例至繁，應分階段進行。首先應大開懋勤殿，召集全國的才俊之士入內，而與議定製；並允許天下人民上書言事。
在康有為看來國會固然很好，但是在當時中國還不具備定憲法、開國會的條件。除民智未開外，守舊大臣滿朝，“萬不可行。”其後譚嗣同、林旭等也主張立即在中國開議院，但康有為“以舊黨盈塞，為阻之”。康有為指出：“製度局不開，瑣碎拾遺無當也。故請開懋勤殿以議製度。”關於康有為主張開懋勤殿而非堅持設議院，後代史家多有評述，不少史家認為這是康有為思想倒退的表現。這未免過分苛求前人。不能認為思想越激進越好，真理跨越一步也就成為謬誤。康有為主張開懋勤殿並非是他放棄了在中國定憲法、開議院的理想，而是他通過維新變法實踐，認識到變法應該分階段，循序漸進地並在當時條件允許下進行，超越條件是不現實的。任何一種改革不管它再美好，如果不具備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最終都將流於空談。正是因為如此，康有為一方麵盛讚議會製，另一方麵也認為中國目前實行議會製的條件不成熟，他以日本為例，指出：“日本亦至二十餘年始開議院，吾今於開國會尚非其時也。”
康有為在此期間還專門上奏論述發展中國的工業、商業、農業等。如6月25日所寫的《請勵工藝將創新折》中，論述了發展近代工商業的必要性，他指出“方今萬國交通，政俗學藝，日月互校，優勝劣敗，淘汰隨之，致我守舊閉塞無知無俗之國民，投於列國競爭日新又新之世，必不能苟性命矣。”中國要生存，發展工業是當今之急務，“采彼良規，獎導新機，講求物質。”他希望光緒皇帝下詔在中國普遍建立新式工業、發展新技術、獎勵新發明和新著作等。7月19日康有為又上《條陳商務折》，建議光緒皇帝令十八省開設商務局，以推動商業的發展。他主張商務局不能讓政府官員來領導，而讓商人中有能力有威信者來主持。康有為建議先在上海搞試點，並推薦商人經元善、嚴作霖為總辦，龍澤厚為副職，在兩個月內製定章程，呈上禦覽，然後在全國推廣。光緒皇帝立即采納了這個建議，下詔施行。此外康有為還就廢漕運發展鐵路呈遞了專折，提出了一個在中國建設鐵路的計劃。
在康有為所提出的眾多的改革建議中，請求禁止婦女纏足一事在當時影響也頗大。康有為對強迫婦女纏足很早就有不同的看法，並率先在家鄉帶頭反抗這種陋習，不僅從他的女兒開始做起，而且成立了中國第一個不纏足會，雖然為時不長就被瓦解。隨著康有為對西方天賦人權、男女平權理論的認同，他反對婦女纏足的決心也越來越堅定，並把它提高到救亡圖存的民族主義的高度，作為維新變法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8月間，康有為上《請禁婦女裹足折》，詳細地論述了婦女裹足的危害和不纏足的意義。他認為婦女纏足是對女子最殘忍的一種摧殘：“三尺之布，七尺之帶，屈指使行，拗骨使折，拳拳縮縮……童女苦之，旦夕啼哭。”成人以後，其足纖而不壯不能支撐身體，隻能扶床乃起，扶壁而行，勞動家庭的婦女尤其悲慘，每天要做各種體力勞動，真是苦不堪言。康有為還指出，纏足不僅對婦女個人是摧殘，而且對民族、對國家都有極大的危害。由於婦女纏足使血氣不流，氣息汙穢，足疾易作，上傳身體，致使體弱多病，其所生子女受其遺傳，身體十分羸弱。他寫道：“試觀歐美之人，體直氣壯，為其母不裹足，傳種易強也。回觀吾國之民？弱纖僂，為其母裹足，故傳易弱也。今當舉國征兵之世，與萬國競而留此弱種，尤可憂危矣。”因而請求光緒皇帝下令禁止裹足，並獎勵各省不纏足會，令各省督撫飭地方官勸誘士庶，仿照上海不纏足會例推行，同時製定法律，規定光緒十五年所生子女至今10歲者不得裹足，對裹足者的家長給予一定的處罰。此折上奏後受到守舊大臣的責難，並冠冕堂皇地宣稱，此事屬於瑣屑小事，不關政體，暫不實行。
康有為在明定國是詔頒布後到戊戌政變前，百餘天中先後以自己的名義上奏和代他人起草的奏折近50件。平均每兩天就上奏折一件，所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風俗等各個方麵。他通過這些奏折，展現出一個新中國，這個新中國將利用外國的經驗教訓，重新建設這個破碎不堪、傷痕累累的國家。康有為的思想和觀點對光緒皇帝和其他維新派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不僅對百日維新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且對於其後中國人思想的解放和其後中國社會的變革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實幹家張元濟
“詔定國是”後，就在新舊兩派劍拔弩張之時，張元濟卻能不顧“阻力”，向光緒上了條陳，一開始就說：“近又迭頒明詔，除舊更新，不惑於群言，不撓於舊黨。竊以為聖明在上，提綱挈領，必能振已廢之人心，扶將衰之國運矣。乃數月以來，中外因循，一仍舊力，欺罔蒙蔽，毫無朝氣，劉坤一、譚鍾麟之複奏遲延，懷塔布等之阻塞言路，其最著者也。”張元濟指出：當權官僚“以為舊法終不能廢，新政終不能行，任我皇上一人憂勞於上，久將必倦，倦則舊法複，新政廢，而彼乃快償其願也。彼亦豈不知外患內憂相逼而至，而年已老耄，轉瞬凋零，但求敷衍數年，生不複見，即不幸猶存，而若輩赧顏，何所不可。惟我皇上春秋正富，來日方長，設有意外，何堪設想。”可見，張元濟是在新政危急之秋，“日夕憂憤”，“悉心體察”而“冒死上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