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銳，字叔嶠，又字鈍叔，1857年生於四川綿竹縣一個士紳家庭。楊銳自幼勤勉好學，在父兄的嚴格教誨下，按照前輩所走過的科舉之途向那入仕做官的目標邁進。1874年，17歲的楊銳考中秀才，終於擠進了傳統知識分子正途行列。四川學政張之洞對楊銳的才學十分欣賞，“亟獎拔之，邀入幕襄校。”1875年，四川省城尊經書院建立，楊銳被選入院中肄業。尊經書院為四川人才薈萃之地，學風崇實去浮，講求經世致用，楊銳在這樣的環境中學習，如魚得水，學業進步很快，被稱為楊雄再世，為蜀士一時之秀。其時，外國侵略者正加緊對我邊疆進行侵略，邊疆危機十分嚴重。國家和民族的危難，使楊銳再也不能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隻讀聖賢書了，他開始產生憂患意識，在《賈誼陳政事疏》一文中，他采取以古喻今的手法，表現了對外敵入侵的憤慨和對改革朝政的向往。1882年，楊銳以優貢參加朝考得知縣。1885年，他又參加順天鄉試，中舉人。1889年，考授內閣中書，參與修纂《大清會典》，書成，晉侍讀。張之洞督兩廣，招楊銳佐幕府，掌握機要文牘。並參與興辦實業和加強海防的活動。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楊銳對戰爭進程十分關注，他與林旭、劉光第、文廷式、安維峻、朱一新等一批京中新式人物過從甚密。他們“宗旨最合，久有裁抑呂、武之誌。”對專權誤國的慈禧太後等權貴極為不滿，抨擊李鴻章等人為迎合慈禧太後，對日本實行避戰求和的妥協投降政策是“畏虎割肉”。1895年1月，清廷決意對日乞降，派張蔭恒、邵友濂赴日談判，張、邵二人被日本以國書不合，不與開議為由，遣巡捕送至長崎，驅逐出境。楊銳聞之慨然說道：“辱國至此，敷天忠憤之氣，或可因之激發。現在門戶既失，黨奧必危，開河在即，津沽一帶，防不勝防，戰無可戰，叵不有精兵猛將大舉北援，大局恐難望轉機。”他希望能勇赴國難，力挽頹局。
楊銳“鯁直尚名節，最慕漢黨錮、明東林之行誼，自乙未和議以後，乃益慷慨談時務。”1895年春，康有為來京參加會試，楊銳立即被這位思想新穎、才識宏博的廣東學者所吸引，康有為也很賞識楊銳，他們“過從甚密”。“公車上書”運動中，楊銳以其慷慨激昂而嶄露頭角，成為引人注目的新派人物。同年8月，康有為發起組織強學會，楊銳“起而合之，甚力”。成為強學會的發起人和骨幹之一。
1896年1月，以慈禧為首的反動集團，以植黨營私，包藏禍心，販賣西學書籍為罪名，封禁了強學會。又免去了傾向於維新派，有一定改革思想的大臣翁同（的帝師職務，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也被革職永不敘用逐回原籍。一時人心惶惶，京師哄傳將興大獄，膽小者和投機者以“黨會二字視為蛇蠍”。楊銳“乃奮然率諸人以抗爭之，亦可謂不畏強禦矣。”雖然鬥爭沒有結果，但楊銳更加堅定了從事變法維新活動的信念。
在楊銳被光緒拔擢為軍機章京之後，他對新政的態度應該說是比較積極的。至少在光緒皇帝看來，楊銳是他推行變法的最得力的助手，故才將楊氏置於軍機四卿之首；拜命之後，四章京中惟一被皇上召對的隻楊氏一人而已。在處理臣工奏章時，楊銳與同班的林旭，曾有過分歧意見，楊氏曾“強令改換三四次”，但大體說來，尚能執行光緒帝頒布的維新政策。如戊戌七月滿人奎章奏參刑部左侍郎阿克丹及主事文謙對其應詔上書“多方挑剔，麵含怒色”，極盡壓製之能事，並謂：“方今廣開言路，日望進言之人多，豈知進言之人受盡折磨，始能上達宸聽”，故奎章請飭下各堂官，“將迭次諭旨，恭錄一道，宣示大堂，有條陳事件呈請代遞者，次日呈進，承辦官稍有抑格，定行嚴參，庶進言之人不至氣沮矣。”對於這樣一份彈劾守舊官吏壓製上書的奏折，楊銳、林旭共同署的意見是：“所陳是否屬實不可知，然揆之情理，必非敢於造言欺罔，所請應候聖裁。”顯然，楊銳與林旭是站在奎章一邊的。他們執行了光緒帝大開言路的方針。
劉光第（1859-1898），字德星，號裴村，四川富順趙化鎮人。自幼家境清貧，但“意氣卓犖，不以貧廢讀。”1878年參加童子試，縣令陳洛君認為是奇才，對他很器重。1882年，參加四川鄉試中舉人。1883年試於禮部，中進士，授刑部主事，自此進入仕途生活。同年秋又告假歸省，南遊返川。1885年春，母喪守製家中。1888年5月攜家赴京，就任刑部廣西司主事。
劉光第一進入仕途，就有一種具切的憂患意識。早在1883年，這位剛登仕途的年輕的新進士就以為“時勢之變，仕途太壞”，“實在關係國家元氣，非極力振刷，加意洗革，深恐孽芽已伏，一朝潰敗，便不可治。”要“振刷”“洗革”朝政，標誌著他已萌生了改革的意念。就在這一年，他告假歸省，途經天津，見“洋行聯絡，煙柳露花中，大非中原景象。爽心悅目之地，即傷心慘目之地。”到上海，“出街遊眺：香車駿馬，電燈如晝，摩擊喧闐，真稱鬼國。但聞歌館酒樓，肉竹相倚；蜂疾蝶怨，玉夜香春”，感歎“不到上海，是人生大恨事；然不到上海，又是學人大幸事。”在沿江西上途中，見“買洋票，冒洋人，以致厘稅空虛，國用支絀”，奸商橫行。凡此種種耳濡目染之事，加深了他對社會的認識，心中逐漸萌生出強烈的危機感。
劉光第對國家危亡、朝政腐敗的深刻認識，還是在就任刑部主事以後。1889年，他在給劉慶堂的信中沉痛寫道：“朝廷一切政事，皆係苛安目前，敷衍了局”，“京中人心，甚為解體”，“政事廢弛，貨賄公行”，驚歎在這種時局之下“雖欲不衰不削，其可得乎！前緬甸為英人所吞，今安南用兵數年，費財損失，仍與法人講和，而以其地付之，後來不知作何了局也。”同年，他在給族叔劉舉臣的信中表述了對時局的極大憂慮，深感清王朝危機深重：“但如大廈然，已經風銷雨蝕，木壞蟲生，旁觀者雖代為憂灼，加以疾呼苦告，奈何居屋下者，方且晏安飲樂，毫不經心，且怒旁人多事；即處屋中之奴仆有先見者，或有所條陳，反為阿諛苟容之管家所斥逐，此等家屋，尚能望其長久耶？”兩年以後，劉光第在致劉慶堂的信中隱約表達了“變革”的意念，他說：“時事艱難，日深一日，而習焉不覺，文安武嬉，古人所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者（今人不敢言矣），以今衡之，所去不遠。如天不厭本朝，將來或有善變之處，則私心為天下殷望者耳。”這說明，劉光第麵對日益艱難的時政大局，雖然還不知道應當怎樣變，但“殷望”“善變”，力圖改革中國之心何其迫切！隻是由於他性格內向，對在官場中議政有所警惕，“不與時流所謂名士通，故人鮮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