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變法，天下大嘩，人人欲得康有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謬妄，而詆之者至比之洪水猛獸，必殺之而後快，豈去一康有為中國足以自存乎？公條陳科舉一奏，立奉諭旨一切允行，天下仰望。上方銳意新政，凡關涉改革之事，但有諫言，無不采納，轉較勝於身在政府也。京師大老，空疏無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濟？
從楊銳信中可以看出，康有為已經成為守舊勢力集中攻擊的對象。而康之所以遭到攻擊，他的變法理論及某些主張的“激進”色彩是一個重要原因。被攻擊得最厲害的就是“孔子改製。”若仔細考察，這種“托古改製”的宣傳方式也未必就切合了當時的實際。
康有為的代表作《孔子改製考》係統闡發了“孔子改製。”這本書寫於1891年，正式刊行於1898年春。康有為把孔子打扮成一個“托古改製”的變法祖師，尊奉孔子為“改製立法之教主聖王”，又將西方的議會、民權牽強附會於儒家的經典，以證明他主張的維新變法，完全合乎“聖人之道。”他原來的設想是借孔子的旗號來減少變法的阻力，“布衣改製，事大駭人，故不如與之先王，既不驚人，自可避禍。”然而，該書一刊行，便產生了梁啟超所形容的“火山大噴火”的效果，恰恰是這種“打扮”才引發了衛道士們的強烈不滿，因為在這些人看來，這種做法簡直是對“聖教”的公開褻瀆，於是大罵康有為“影附西書，潛移聖教”，表示要拚一死來“護聖教。”結果與康有為原來的想法相左，“孔子改製”一提出來，不但“驚人”，而且也未能“避禍”，不僅成為衛道士們大肆攻擊的目標，就連陳寶箴、翁同（這些不同程度上讚助變法的官員也認為其說法“荒謬”，結果被清政府強令毀版。
當時的衛道士們大概有這樣一種心態：你單說洋人的東西好，他倒不一定會感到憤怒。堅決反對在中國修鐵路的劉錫鴻在《英軺私記》中便讚美過英國政俗，“無閑官，無遊民，無上下之隔閡之情，無殘暴不仁之政，無虛文相應之事。”這類士人之所以還能保持心理平衡，乃是持有這樣的信念：中國的政俗雖不盡如人意，但中國的“聖道”卻“有過於外洋者數倍。”所以，對於這些人來說，如果你要說中國的“聖教”也不如“洋教”，甚至還想給“聖教”穿上“洋裝”，那就會與你誓不兩立，即所謂“人之持異教也愈堅，則人之護聖教也愈力。”
康有為以“孔子改製”來宣傳變法，在當時的情況下，其效果是驚世駭俗的，其局限也是十分明顯的。作為一種變法的思想理論，宣傳麵越廣，影響力越大，接受者越眾，才是成功的標誌。“孔子改製”除了康有為的幾個弟子外，心悅誠服者並不算多，而反對者、非議者、不理解者卻不少。這不能簡單地歸因於“民智未開”和守舊者太多。嚴複譯述的《天演論》也是在同樣的時代和社會中傳播的，他宣傳物競天擇，救亡圖存，直接抬出英人赫胥黎，並沒有把進化論裝入公羊學說的框子裏，但宣傳的實際效果卻影響了整整一代人，不僅維新者深受啟迪激勵，就是守舊者也難免不受潛移默化的熏陶，對維新運動乃至後來的革命運動都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積極影響。辛亥革命時期，鄒容的《革命軍》、陳天華的《猛回頭》和《警世鍾》也都是成功的例子。難怪梁啟超後來對其師當年的做法，也說過一番令人深思的話：“中國思想之痼疾，確在‘好依傍’與‘名實混淆’……康有為之大同，空前創獲，而必自謂出孔子。及至孔子改製，何為必托古？諸子何為皆托古？則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不拔，則思想終無獨立自由之望。”梁啟超親自經曆體會之言，其意深焉！
此外，康有為在百日維新中的一些條陳也引起了守舊勢力的極大仇恨，加大了變法的阻力。如他為了擴大維新的聲勢，9月5日後以自己的名義連上兩折，提出剪除發辮，改穿西裝，改戊戌年為維新元年，遷都江蘇，各地多置陪都，這些主張如同辦報用孔子紀年一樣，固然有顯示維新氣象的政治意義。但是，在當時人看來，斷辮易服、改元遷都，便意味著改朝換代，這不僅是守舊勢力所無法容忍的，即使是讚同變法的人也可能一時接受不了，更何況不穿西服同樣可以推行新政，而穿上洋裝未必就不會複舊。康有為作為維新運動的領袖，貢獻殊多，功不可沒。他作為維新思想家，不乏遠見卓識；作為變法的政治家，又顯得不盡成熟。康有為原來就主張變法應“有次第”地進行，據他自己說，在光緒接見時，曾考慮過如何減少變法阻力的問題，“皇上欲變法，惟有擢用小臣”，對“舊人且姑聽之”，建議“就皇上現有之權，行可變之事。”他對於光緒帝的權力究竟有多大不會不知道，改元遷都這些屬於朝廷大典的事，沒有慈禧太後的點頭是不可能辦到的，他大概也不會不知道。然而，在新舊衝突已經十分尖銳的情況下，他卻提出了可行性極小而又極容易激怒慈禧、並為當時人所不能理解的主張，便不是一種明智的表現。當光緒去頤和園請命時，慈禧便怒氣衝衝地說：“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燒，辮發不剪，我便不管。”北京城從8月底9月初便開始盛傳皇帝將“改衣冠，剪發辮”的謠言，形成了一種對變法明顯不利的社會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