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天安門公車上書!菜市口六君蒙難(29)(1 / 3)

在康、梁看來,雖然不必立即設立議會,但是改革官製,設立製度局,卻是必要的。主張改革清廷的權力結構,讓維新人士參與政權,進行變法。並認為民權是實行議會政治的必要基礎,現在應該開民智,培育民眾的民權觀念,以為將來實行君主立憲政治創造條件。

在張之洞看來,既然“外洋民權”的主旨不過是“民間可以發公論,達眾情”,那麼就可以在不改變清朝統治形式下實現民眾的這種權利。他認為,國家大政,在中央交“廷臣會議”,在地方令“紳局公議”,一省有大事,紳民可以向官府“公呈”;國家有大事,京官可以向朝廷陳奏,“何必襲議院之名哉!”他把議會民主政治同專製製度的君主谘議混為一談,拒絕變革清王朝的國體和政體。主張在維持朝廷現有權力結構的前提下來進行變法,實際上是主張實行開明專製。不過,他的變法觀中也隱含著另一層意思,即政治改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隻是這一過程比康有為“有次第”的變法還要長。

穩健與激進

百日維新推行的新政,引起了既得利益者的抱怨和仇恨。到9月間,新舊勢力的衝突日益尖銳。禮部主事王照上書,請求光緒遊曆日本及各國,為禮部尚書所阻撓,9月4日,光緒將阻撓上書的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6等六位大臣革職。5日,任命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等四人為軍機章京,賞四品卿銜,參與新政事宜,人稱“軍機四卿”。楊銳,四川綿竹人,是尊經書院的學生,與張之洞有師生之誼,張在兩廣總督和湖廣總督任上,曾召楊銳入幕,關係十分密切,所以梁啟超稱楊銳為張之洞的“第一親厚弟子。”張之洞的兒子在北京,但有關京師的事卻不托付於兒子而托付於楊銳,張之洞打聽有關京師的消息,也都是通過楊銳。劉光第,四川富順人,對張之洞也曾表示過敬仰。楊、劉二人是由陳寶箴舉薦的。陳在薦折中稱楊銳“才學淹通,誌性端謹;切究當時之務,絕無浮誇之習”,又謂劉“器識宏遠,廉正有為。”

張之洞雖身在京外,但對京師變法的動態十分關注。陳寶箴在光緒任命軍機四卿後,曾上疏,以“四章京雖有異才,要資望輕而視事易”,請求光緒讓張之洞入京“總大政,備顧問”。仍未見光緒召張入京。

因楊、劉與張之洞的這種關係,有人便認為,他倆是作為張之洞的代表進入軍機四卿之列,在參與新政中執行的是張之洞的“洋務派路線。”其實,楊銳不僅與張之洞關係較深,同時也與康有為過從甚密,他先後參加了康有為發起的“公車上書”、強學會和保國會,在京組織蜀學會、蜀學堂,並多次幫康轉遞上疏。在軍機四卿中,楊、劉對變法的態度較為穩健,而譚、林的態度則較為激進。楊銳對“新進喜事之徒,日言議政院”,“每日條陳,爭言新法,率多揣摩迎合,甚至有萬不可行之事”,確是曾“遇事補救,稍加裁抑。”劉光第同樣“深知親貴握權,母後掣肘,急則不達,意欲潛移默化,實穩健者流。”林旭是洋務大吏沈葆楨的孫女婿,在參與新政後,態度激進。“凡建一策,僚屬不能決者,旭大聲奮筆擬稿以進。”譚、林為了加快變法步驟,曾提出開設議院,連康有為也認為過於激進而“以舊黨盈塞,力阻之。”可見,所謂楊、劉代表的“路線”不過是主張變法穩健地進行,這與其說是變法的政治路線不同,不如說是變法的步驟策略不同。

問題在於,這種穩健甚至顯得保守的策略有沒有一點可取之處?激進的變法主張是不是都有利於推動維新運動?

百日維新期間,張之洞對改革科舉的變通便是“穩健”的一例。6月22日,康有為代徐致靖擬的《請廢八股以育人才折》陳述了八股取士的危害及廢八股的意義,提出廢除八股,廢科試、鄉試及各項考試,一律改用策論。次日,光緒諭令準行。6月30日康有為又代宋伯魯擬了關於廢八股的上奏,再次強調廢八股改策論的必要性,提出除鄉會試自下科起始改試策論外,生童歲科試則奉諭後立即更改。廢八股的詔令頒行後,立刻引起了眾多童生舉子的憤怒,“驟失所業,恨康有為特甚”,揚言要“聚而毆之”,甚至殺死康有為。兩廣總督譚鍾麟在考書院學生時,還故意出八股題,表示抗旨不遵,足見改革科舉阻力之大。

張之洞曆來是讚成改革科舉的,在任學政時期,對科舉的弊端深有了解,在《勸學篇》中還專門寫了《變科舉》一章。不過他也深知改革科舉具有相當大的阻力。據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記述:“張之洞且嚐與餘言,言廢八股為變法第一事矣,而不聞其上折請廢之者,蓋恐觸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之怒,懼其合力以謗己而排擠己也。”光緒改科舉的詔令下達後,張之洞7月4日上《孕議科舉新章折》,陳述了《勸學篇?變科舉》中已經提出的改革科舉方案,肯定了科舉改革的必要性:“惟救時必自求人才始,求人才必自變科舉始。”因康有為代擬的上疏中著重揭露八股取士的危害,反複強調改試策論以“講求時務”,沒有談及具體的實施方案。張之洞由此認為“一切考試節目未能詳酌妥善,恐未必能遽收實效。”並提出了八股當廢,但四書五經仍作為考試內容的折衷方案。他說:“四書五經,道大義精,炳如日月,講明五倫範圍,萬世聖教之所以為聖,中華之所以為中,實在於此。”主張變通科舉章程,鄉會試仍為三場,而“將三場先後之序互易之”,一試曆史政治,二試時務,三試四書五經,並提出每場錄取的具體方法,歲科兩考也照此辦理。盡管他宣稱三場並重,最後決定權留給四書五經。但是,把四書五經擺在政史、時務之後,其實已隱喻著雖有保留但地位降低之意。張之洞的變通方案確實帶有妥協保守的色彩,不過,考慮到八股取士“行之且千年,深入迂儒骨髓”的實際情況,不采取一步到位的改革方式,也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7月19日,光緒詔準張之洞的變通方案。楊銳為此曾致函張之洞,並談及當時京中新舊衝突的情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