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為當時社會變化的狀況所決定。經濟上，中國資本主義已經產生，民族資本在甲午戰後民族危機刺激下有一定發展。農業狀況卻不景氣。軍備廢弛，清室所依賴的湘淮軍在甲午戰爭中潰敗相循，北洋水師全軍覆沒，引起統治者極大恐慌。裁舊練新，推行洋操，幾乎成為朝野一致呼聲，開端亦非自“百日維新”始。戰費、賠款，國庫空虛，債台高築。教育上，傳統的書院培養腐儒學究，空疏迂闊的士風積習，遠遠不能適應統治需要。因此，政變後上諭說：“所有一切自強新政，胥關國計民生，不特已行者亟應實力舉行，即尚未興辦者亦當次第推廣。”這些正是當時社會經濟、軍事、文化發展變化狀況的反映，也是隱藏在能夠較多地保留這些方麵措施主觀動機後的經濟必然性。
最後，為了調整統治階級內部關係，穩固慈禧的權位。當時主張變革的不隻是以康、梁為首的資產階級維新派，統治集團中也存在著不同體係的變革主張。
第七節 六君丹心化碧，康梁亡命天涯
門外遠處已隱隱約約地傳來了一陣陣人騎雜亂、吆喝呼號之聲。
譚嗣同一想到自己年近70的老父也將由於他的獲罪而遭到株連，蒙受刑辱時，他的心就顫栗起來。
劉光第歎了口氣道：“我輩一死，正氣盡矣。”
下午3時，六人被押到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刑場。
看著這悲壯的場麵，許多人禁不住掉下淚來。
那英國官員便將康有為引進特等艙中的一間室內，並取出一幀照片，問他道：“這是你的相片嗎？”
康有為聽了，萬分驚奇，搖頭笑道：“我怎會謀害皇上？先生何故出此奇言？”
康有為站起身來，抓住船舷，想要蹈海而死。
戊戌六君子
如果說戊戌年的變法由於多屬紙上談兵而略顯黯淡，那麼“六君子”的血卻給中國近代曆史劃上了一道長久難以愈合的傷痕。這些逝者的冤魂將追逐著腐敗的專製統治者厲鳴：“愛國何罪！變法何罪！”對於康、梁的流亡我們無話可說，隻有借用流血者譚嗣同的一句話：“不有行者，何以圖將來！”
慈禧太後把光緒帝幽禁瀛台後，就對維新派和某些帝黨分子進行鎮壓。首先以“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的罪名，命令統領崇禮逮捕康有為，但康有為已於初五離京前往上海，“步軍”就將康有為之弟康廣仁捕去。
第二天清早，梁啟超就跑到譚宅，焦急地問道：“聽說西太後已經回宮，降諭抄捕南海館，幼博也已被捕入獄了。京城內兵衛森嚴，緹騎四出，大勢已去，狂瀾既倒，我等也都已落在敵人魔掌中了，奈何奈何？”
譚嗣同正色答道：“事已至此，也沒有別的什麼良策了。數年來，我等大聲疾呼，南北奔走，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力倡變法維新之業者，寧有他願？惟願救我國家黎民耳！現救國不成，反陷君國於危難之中，皇上受厄，先生逃亡，所有維新之舉，前功盡棄。我已無事可為了。此刻寸心盡灰，惟待一死而已，更複何言！不過，你正在英年，才學淹通，實為我維新黨人中難得之人才，何不暫時到日本使館中去，請伊藤侯爵相助；隻要能逃脫虎口，去上海佐南海先生重整旗鼓，集合同誌，誓將維新大業推行到底，使我神州故國，能夠順應時代之潮流，以日新又新之雄姿，屹立於世界各民族之林，與東西列強並駕齊驅，也就是我中華民族四百兆黃帝子孫之一大幸事了。”
梁啟超聽了，默想了片刻，點點頭道：“兄言甚是。今日事急，迫在眉睫，別無他法，也惟有去日使館這一條路了。不過，要走，我們就一起走，豈有留下你一個人的道理。日本使館我是熟悉的。事已至此，不如我倆一同前去，到日使館暫避。清廷畏日如虎，是決不敢去日本使館8嗦的。然後，我倆再乘日本軍艦，或南下上海、廣州，或東去日本三島，另展雄圖，更謀大舉，豈不甚好？”
譚嗣同聽了，連連搖手道：“不！我誌已決，決不再走了。今日皇上情況不明，幼博等生死未卜，朝政危極險極，我豈能撒手就走？賢弟雄才大略，又無官職在身，一自由人耳，出走是應該的。不有行者，何以圖將來！我則不同，既入軍機，參與新政，重任在肩，自當負責到底，臨難豈可苟免，惟有一死以酬國家耳！”說罷雙眥欲裂，聲淚俱下。
這時，門外遠處已隱隱約約地傳來了一陣陣人騎雜亂、吆喝呼號之聲。家人急匆匆地走進來，附耳對譚嗣同道：“七爺，聽說榮祿已經帶兵入京，發兵三千，閉城門，斷鐵路，大捕新黨，戶部侍郎張樵野也已被捕下獄了。他們都很著急，要我勸您多多留神，早點回避才好。”
譚嗣同聽了，點了點頭，忙催梁啟超快走。梁啟超依依不舍，還要苦勸。譚嗣同斷然道：“卓如快走！大難當頭，非同兒戲！且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我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梁啟超見他神情堅決，知道他的誌向已定，是不可動搖的了；而且形勢急迫，又不便多言，隻得含淚相向，一抱而別。
送走梁啟超，譚嗣同知道形勢非常危險，不但不害怕，反而積極與其知交俠客大刀王五籌劃，決定迅即密召“京津健兒”，並日夜等待著唐才常率領哥老會骨幹來京，配合這些健兒把被幽禁的光緒帝劫出。但當時唐才常接到譚嗣同的急電後，雖往漢口與哥老會首領接洽，但尚需做好必要的準備工作，不能於倉促之間，“貿然道途”。同時也沒有估計到會突然發生“宮廷政變”。譚嗣同考慮到不能再延緩起事時間，就要王五等暗中偵察瀛台情況，結果大失所望，因為瀛台“禁垣外每處增設兵丁二十名，往來巡查，日夜不息，門禁亦較往常嚴緊”。這樣劫出光緒帝的計劃落空了。王五勸譚嗣同出逃，並願充當他的保鏢，但譚堅決不同意，遂將隨身佩帶的“鳳矩”寶劍贈王五作為紀念。隨後閉門不出，坐以待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