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清廷宣戰，慈禧宣撫義和團
直隸（河北）沒這麼運氣。赤日炎炎，滴水不見，一直持續到動亂的前夜。
義和團運動之火，成了天火與地火的嫁接之火。
暴力的起因還是很小很小的事件，小得讓你感到可笑。
這次1萬多義和團對20名官兵的戰鬥，在義和團運動史上，被驕傲地書寫為“淶水大捷”。
那一聲聲被編排、被表演、被誇張得十分可笑的“聖旨下！”已經使人們感到那“聖旨”像狗屁一樣不值得重視。
老祖宗留下的基業，給他們東啃一塊，西咬一塊，撕扯得成了拚盤。
這種神拳形式不適合於持懷疑態度的知識分子。
君臣民眾，振臂高呼，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口號響徹雲霄。
揭竿而起義和團，城頭變幻大王旗
又是大旱。1900年，新世紀開始的頭一年，太陽把華北大地烤得熱浪滾滾。這是一個不祥的征兆。檢索不斷輪回的農民運動，天災，總是農民們揭竿而起的前兆。天災生產災民，災民培育亂民，亂民多起來，所謂動亂便有了社會基礎。這不是他們的錯。他們走投無路了，於是從他們的苦惱中，從他們的頹喪中，從他們的貧困中，從他們的焦灼中，從他們的絕望中，從他們的怨氣中，從他們的愚昧中，從他們的黑暗中，起來反抗。那將是一個社會最陰慘的日子。
天災與人禍一定有必然的聯係嗎？表麵上看，是的。
袁世凱把7000人的現代化部隊帶到了山東。軍隊的威懾有力，但天氣也幫了袁世凱的大忙：直魯交界的地方，四月初下了一場透雨。大旱得甘霖，山東的農民們――義和團是在他們中間產生的――看到了生存的希望。地裏的莊稼可比逃荒和鬧事重要多了。農民們想都不想，本能地轉過身，朝著家鄉急急奔去：他們回家播種春作物。山東穩定了。
直隸（河北）沒這麼運氣。赤日炎炎，滴水不見，一直持續到動亂的前夜。美國駐北京公使康格憂心忡忡地注視著老天爺。到1900年5月，直隸大地已經出現了義和團，眼看就要蔓延全省。但康格還是希望老天憐見（山東不就做到了麼）――來一場大雨，讓即將到來的這場血光之災消於無形：
該省目前的情況為這樣一場運動（比如義和團）提供了方便。人們窮困潦倒，到昨天為止（5月7日）近一年滴雨未落，不能耕耘，莊稼無法播種，土地十分幹燥，無法耕作。因此，整個地區充斥著饑餓、不滿和絕望的遊民，他們準備加入任何組織。
英國公使竇納樂和美國公使的心情一樣：
我確信，幾天大雨就能結束了這場曠日持久的旱災，它能夠恢複平靜，這比中國政府或者外國政府所能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有效。
可有人比較過旱災和水災對中國農民的不同意味嗎？水災源於決堤：人們能夠加固堤壩，采取修補措施。大水後，能留下肥沃的沉積物，新種莊稼會更加茁壯生長。旱災不同：它無法預料，不可補救，難以忍受。太陽就吊在你的頭頂上，熄不滅，趕不走。你隻好走進神廟，祈雨等待。但不能等得太久。那令人焦慮不安。於是，一個個善良而愚昧的大腦開始問這是為什麼？科學的解說保存在那些並不靠天吃飯的新型知識分子大腦裏，農民們聽不到。他們聽到的隻有同樣愚昧的義和團帶來的現成答案：傳教士和他們的教民們觸犯了神靈！
直隸義和團是自己的土產，還是從山東引進的特產？為辯明這一問題，義和團運動研究史家生產出上千篇論文，莫衷一是。但還是聽聽義和團員自己是怎麼說的。1966年2月，在河北（直隸）景縣第三公社十裏鋪，83歲的農民曹也安是這樣回憶的：
山東義和拳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就有了。俺這裏是二十五年（1899年）春天，我十五歲，還在景州上學，從山東來的師傅，一個姓張，一個姓王。
那年黃姑莊唱大戲，看戲的人很多。外國神父要停住戲，講講天主教的好處，借此傳教。
張老師用麻匹挎著一塊大石頭，約有四十斤重，上麵放著水碗一個，碗中插刀一把，這時觀眾都圍起來看，沒有聽神父講的了。神父就跑來趕張師傅走，說他是邪術。
張師傅對神父說，不用攆，隻要你們給我拔下這把刀來，我自己就走。神父拔也沒有拔下來，後來接上繩子，也沒拉下來，這樣張師傅也沒走。
從那，大夥都看著張師傅有真本事，都學起義和拳來了。
那麼，這些山東來的義和團成員，給正在旱災中掙紮的河北人民帶來了什麼樣的答案呢？1900年初，一位傳教士記錄了下列義和團揭帖，它曾被“張貼在華北的城鎮和鄉村”：
隻因天主爺、耶穌爺不遵佛法，大悖聖道，不焚香，蔑視五倫。今上帝大怒免去雨雪，降下八百萬神兵，傳教義和團神會。待借人力扶保我中華。待逐去外洋，掃除別邦鬼像之流後，即降時雨。
也是1966年2月，河北阜城縣城關公社肖村85歲的史張氏說：“那年討飯的唱門，我還記得二句：‘義和團為了王，今年棒子（玉米）長得強’。”
天災與人禍沒有必然的聯係。中國地大，年年有災，今年南澇北旱，明年南旱北澇。倘若天災必然導致人禍，便國無寧日了。
必然性總是寓於偶然性之中。不願發生動亂的中國人和外國人，把消弭動亂的希望寄托在一場偶然的大雨上。不幸的是，天違人願。於是，另一個偶然性發生了作用：袁世凱鎮壓了山東義和團，有漏網者逃到了直隸，並把義和團的一切，播種在已被太陽烤焦的這片熱土上。這片熱土和山東大地緊緊相連，有同樣的文化的根，有同樣的對上帝的憤怒，也有同樣的官場和紳士階層。由於持續的旱災，地火本已在地下運行，而義和團又帶來了新火種。現在，似乎就等待一個持鎬的人，在燒焦的大地上破土，來一次火與火的嫁接。
應該認識一下這些引火嫁接的持鎬人。
在封建王朝的起點處：地火是農民的苦難，火種是秦皇的暴政，持鎬人的名字叫陳勝、吳廣。到封建王朝的中段：地火是農民的苦難，火種是連綿的戰爭，持鎬人的名字叫黃巢。而現在，在中國封建王朝的最後階段，在義和團運動的前夜，地火是一次旱災、一些民教衝突，新火種是從山東被趕到直隸的所餘不多的義和團員和他們的儀式與口號，而那持鎬人的名字叫“中央政府。”
於是，義和團運動之火，成了天火與地火的嫁接之火。它由是成為數千年封建史上一次最為獨特的農民運動。
1900年1月12日，清朝中央政府就反教騷亂問題發布了一項重要詔令：
近來各省盜風日熾，教案迭出，言者多指為會匪，請嚴拿懲辦。因念會亦有別。彼不逞之徒，結黨聯盟，恃眾滋事，固屬法所難宥。若安分良民，或習技藝以自衛身家，或聯村眾以互保間裏，是乃守望相助之義。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別，誤聽謠言，概目為會匪，株連濫殺，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是直添薪止沸，為淵驅魚。
詔令各省督撫，公平處理教案，“以服眾心”，“固根本者在此，聯邦交者亦在此”。它包括下述重要指令：
嚴飭地方官，辦理此等案件，隻問其為匪與否，肇釁與否，不論其會不會，教不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