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太熟悉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不必太熟悉一個專製政府的“專製”意味著什麼，隻要有一點常識，便一定能懂得，清朝政府的這一舉動展示出一個根本變化。
禁止私人結社。這是大清的法律。集會結社就是營私謀反。這是那法律的邏輯。這是一個剛強的邏輯。隻要是專製社會，這邏輯就決不會動搖。天地會，一個清朝初年誕生的“反清複明”的秘密會社，早已成了強弩之末，到1899年12月，不過發現了一張關於它的傳單，政府立刻鄭重發布諭令，懸賞捉拿任何一個好像是天地會組織的成員。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一個革命黨組織，更是政府的眼中釘，肉中刺。那麼，如果那組織僅僅是反洋教的，例如，義和團運動之前，有一個叫大刀會的，是否也要取締呢？當然。隻要是結社組織，一律取締，所有的組織成員，格殺勿論。
現在，麵對義和團這樣一個鬧出更大亂子的團體，中央政府卻通過諭令告訴他們：你們是合法組織！盡管，這樣明確的涵義，政府並未直接出口，而要仔細體會。這究竟是為什麼？
諭令的日期暴露了一切。1900年1月-20世紀第一年的第一個月份，北京發生了嚴重的政治危機和外交危機。
原計劃，朝廷的廢立運動在本月付諸實施。由於西方的強烈反對和榮祿出色的政治運作，廢立未能成為事實，僅僅誕生了一個接班人――載漪16歲的兒子溥亻雋成為大阿哥。但西方對慈禧的這一重大妥協仍不買賬：各國公使拒絕參加慶賀太子的活動。皇親國戚們的排外情緒由此高昂起來。一個仇外的政治派別在宮廷裏占據了統治地位。
毓賢也在本月走進紫禁城。他的山東巡撫官職是在西方列強的強烈要求下被政府拿掉的。《清史稿？毓賢本傳》載：毓賢“至則謁端王載漪，盛言拳民得神助。”簡約的記載給後世的文學家以無窮想象：為了讓載漪等皇親國戚相信義和團神功，他生吞了兩條活魚，說“義和團和神功比這強多了！”於是，有義和團員被秘密招進了紫禁城。他們表演了我們已經知道的神魔附體，以及肯定會讓王公們讚歎不已的刀槍不入神功。結果是――我們以後就會看到――它極大地影響了中央政府尤其是慈禧太後的對外政策。
現在，我們且慢誇大朝廷對義和團的容忍程度。在著名的“1月12日詔旨”頒布後不到兩個星期，朝廷又詔諭“嚴厲查禁義和拳”。這種對義和團組織“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的過程，還將持續下去，直到無法肯定也無法否定――完全失控――為止。
一個猶豫不決的政策，正在導致一個政府走向墳墓。
1900年5月，直隸總督榮祿向政府彙報他統轄地區的義和團情況：
義和拳會，始自山東，其所傳習拳棒者，皆係無籍遊民，托之持符念咒，能以降神附體，金刃不入，槍炮不傷，遊行各處，誘惑鄉愚，拜師傳徒，立場設壇，聚而演習。
其所供奉之神，大都采擇稗官小說之人，穿鑿附會，荒誕不經。
沒什麼新鮮信息，隻有“設壇”二字引人注目。這是山東義和團組織所沒有的。山東義和團的降神附體儀式是在“場”上，到了河北卻在“壇”前。
這很容易解釋。多數山東義和團民已被袁世凱消滅或者解散，少數越過山東邊境的團民忽然聽說家鄉普降甘霖，紛紛回家種田去了。隻留下一些和尚或道士。他們是雲遊四方的人。他們沒有家室，不必種田，卻又最熟悉義和團的魔力法術。他們本來便生活在神秘的宗教中。是他們改“場”為“壇”，給義和團的降神附體儀式染上更加神秘的色彩。從此，我們再見義和團的儀式，將很少在村莊的打麥場上，而在無處不在的寺廟或道觀裏，多了招人靈魂的幡旗，多了蠱惑人心的鼓罄，並有香爐的陪伴，爐內冒出嫋嫋香煙。
當直隸總督榮祿注意到這些細節時，義和團的暴力活動已經升級。暴力的起因還是很小很小的事件，小得讓你感到可笑。
直隸首府保定附近，有個叫大張莊的村子，一個叫張洛弟的村民，請附近蔣莊一個有補鍋手藝的村民為他補一口鍋。後者是個基督教徒。鍋補好了，張洛弟拒絕付錢。這個基督徒前去索要，兩人吵罵起來，並砸碎了已經補好的鍋。
如果沒有意識形態上的分歧，這口破鍋最多導致一場私人間的吵鬧，不會弄得整個大清朝也像這口破鍋一樣被砸碎。
張洛弟是個義和團員。爭吵中，基督教徒和義和團員互相侮辱對方是“邪教”。
第二天，基督教徒帶著30個有同樣信仰的同夥，向張洛弟索要加倍補償：擺5桌酒席、修教堂、付100吊大錢，並要張全家入教。衝突於是升級，從口角升級為拳腳。衝突中，張家有1人被殺，3人受傷。
張氏已是有組織的人。他立刻進行聯絡，帶領大幫拳民攻打蔣莊。4月21日，這批義和團員燒毀了蔣莊教堂和10個教民的房子。但蔣莊的教民裝備精良，從屋頂向拳民開火，至少有20個拳民被打死。
消息迅速傳播開來，位於保定和北京之間的義和團都被激怒了。所有的教民都成了被消滅的目標。其中，一個月後發生的高洛村事件性質嚴重。
大約30年前，高洛村有6名秘密會社成員。村長閻洛福做了奸細，把他們報告給當局。但這些人並沒有被捕。他們請求傳教士保護，加入了教會，變成了教民。
教會如此勢大，入教村民增多。漸漸地，高洛村分成南北兩部分，教民們集中在村南。雙方各生活在自己的天地，倒也相安無事。
到1899年，村長閻洛福覺得，他已經有能力和那些他“瞅著就生氣”的教民大幹一場了。第一，他的兒子考上了生員；第二，當地地保和廟首都成了他的親戚。
一天，閻洛福們要聽戲，指揮村民把戲台紮在村南中心十字路口，正好麵對著一個教民家門。這當然是挑釁。村北自有神廟，唱戲，從來都在神廟前。
唱戲那天，人們搭起帳篷，從村廟裏請出眾神，並把神像擺置在教民家門口的台階上。這就不僅是挑釁，而且是公然的侮辱。眾所周知，基督教反對偶像崇拜。
教民辱罵神像，踢翻了神台。
村民大打出手，洗劫了教堂。
官司打起來，保定的天主教主教出麵了。最後，官府對“罪魁禍首”閻洛福作出判決：罰銀250兩，宴請教民和他們的神父，並叩頭認錯。
據說，閻洛福為此流淚了。他說：“罰錢，我不怕，開幾桌酒席，也沒什麼。向他們磕頭――嘿！你們不如打死我吧！”
但最終他不得不委曲求全，並在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種子。
很快便是1900年春天，鄰縣來了義和團。閻洛福派人邀請來兩名拳師，在村北的廟裏設立了拳壇。
拳壇前的香爐冒了10天神煙，閻洛福派去學拳的村民便已能神魔附體。看來，神拳可以速成。又以大價錢請來義和團的師傅們。報仇的時候到了。
教民得到信息，請求官府保護。5月12日，縣令帶了4個衙役前來調查，馬上被義和團包圍起來，過一會兒，走了。
當晚，義和團燒毀了教堂和所有教民的家，像割草一樣殺死約30戶教民全家，並把他們的屍體扔到井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