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還有人津津樂道的義和團神話，就這樣走到了它的盡頭。
聶公橋，惟一的英雄
不能說庚子國變中的天津保衛戰沒有英雄傳奇。
英雄傳奇是曆史的精神後方。它把自己沒有身受其害的一切都看得很輕巧。它對無數條人命，對盲目的自我犧牲，甚至對英勇犧牲的勇敢者的瘋狂，對他們的無謂的忠誠，概莫能外。傳奇，隻有黑白兩色，隻承認忠心的戰友和背棄英雄的叛徒。曆史上的聶士成就是這樣被看待的。
在天津八裏台地區，有一座小橋，木製的，很短小，跨在一條壕溝似的小河上，卻起了一個悲壯的名字：聶公橋。這是聶士成留下的惟一遺產。天津保衛戰中，所有戰鬥者和逃跑者的名字幾乎都被曆史淡沒了，隻有聶士成的名字留了下來，那原因決不僅僅是：他死了。
天津保衛戰中有兩處激烈的戰場，一處是老龍口車站，由提督宋慶和馬三元指揮的清朝軍隊試圖把它從西方聯軍的手中奪回來，以扼死敵人增援的咽喉。戰鬥打得很殘酷，這一戰略意圖亦未完成。最後，宋慶和馬三元護衛著直隸總督裕祿逃跑了。另一處就是八裏台地區，它是清軍的西部戰場，武衛前軍的提督聶士成守衛著它。
無論從何種角度看，聶士成似乎都可以不死。他是統帥，他完全可以像宋慶和馬三元一樣，功敗而身退。
於是有一個傳說，聶士成是自死。
那天是7月9日。根據八國聯軍的戰場記錄，淩晨3點鍾，西方各部隊在德租界的梁園門集合，並立即向八裏台地區進攻。“清軍在八裏台附近進行頑強的抵抗，戰鬥在僅5米左右寬的河兩岸展開。我軍向橋上強攻，清軍舉著大刀長槍在橋上迎戰我軍。經過短兵相接的肉搏戰將清軍擊退，我軍占領了八裏台。清軍統帥聶士成戰死。戰鬥持續進行著，到7點半時，日軍的太陽旗首先插在西機器局的煙囪上。”
但傳說的曆史卻沒有這樣簡單。
聶士成當年的士兵蘇錫麟於1963年回憶說：
清光緒二十年（1894）我由人推薦加入了新軍。入伍不久就把我派到隊上去當騎兵教練。當時的新軍共分五軍，即武衛前軍、後軍、左軍、右軍、中軍。前軍總統是聶士成，後軍總統是董福祥，左軍總統是宋慶，右軍總統是袁世凱，中軍總統由軍機大臣榮祿自兼。我入伍的部隊屬於武衛前軍。
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在天津開戰，直隸提督軍門聶士成率領武衛前軍擔任作戰任務。因在市內作戰騎兵使用不上，我們就駐紮在西頭武庫了（後為北洋大學舊址）。步兵就開往前方參戰。這時天津的戰事是，武衛左軍由馬三元統帶擔任，東路作戰，即東車站方麵；聶軍門統帶步兵在八裏台一帶為西路。這時的東路戰線已攻占了東車站，正向現在的解放橋方向進攻，直逼紫竹林。而聶軍的西路軍也已逼近紫竹林。聯軍方麵因見形勢惡化，且援軍未到，已經掛了白旗，意在要求停戰。這時聶軍門召集全軍講話，軍門說：現在，敵人已經掛了白旗了，我向總督裕祿說，現在應該通過外交調停，不能再打了。如果再打下去，敵人的援軍一到就不好辦了。早用外交議和，免得老百姓受苦。可是總督不聽，總督隻知聽端王的話，聽義和團的話，我們當軍人的服從命令是天職……言外不盡傷感。過了幾天，敵人的援軍到了，大沽炮台已告失守，而市內的東路軍因自己援軍不濟又失去了東車站，情勢日漸緊張。
這簡單的回憶，透露出一個重要的信息：聶士成和總督裕祿以及北京朝廷的觀點都是不同的。實際上，還應該加上一點：聶士成曾經堅決主張鎮壓義和團。
清軍將領中，聶士成是少有的幾個有堅定信仰的軍人領袖之一。他在李鴻章創建的淮軍中成長，屢建戰功，被委以重任。中日甲午戰爭中，他的部隊是惟一在戰鬥中打過勝仗的。他是儒將，有關於東三省戰略布局的考察報告問世。他的頭腦中有世界大勢，知道目前的中國還無力與西方列強抗衡，而軍隊應以保證國內的穩定並逐漸走向自強為目標。但他是軍人，又應以服從命令為天職。這一切，都成為他的悲劇的根源。
庚子年初，他堅定地服從朝廷對義和團動亂進行鎮壓的諭令。其他的軍隊將領都已窺知朝廷的真正意圖：對義和團假鎮壓，真支持。但隻有他，認為動員裝神弄鬼的義和團來與西方抗衡，是不智之舉。
對義和團的“刀槍不入”，他從來不信。但為使別人也不受其騙，他做過試驗。他讓義和團的大師兄表演所謂的“不受槍炮之術”，一槍打過，大師兄果然無恙。他把槍拿過來，一看就明白了。那是支前膛槍，義和團在灌藥、裝彈的程序上做了手腳：先裝入槍彈，後灌火藥，所以發火後，火藥在前，槍彈為火藥帶出，根本不能傷人。
聶士成或許還很難懂得科學救國的道理，但這樣子裝神弄鬼決不能救國，他心如明鏡。因此，對義和團的鎮壓，他是自覺的，堅決的。他由是與義和團結了怨。當朝廷起用義和團的諭令下達後，義和團的中央領導人載漪，第一個就想到了“殺聶士成”，以鼓舞義和團的士氣。隻是因為“軍隊需人”，才允許聶士成“戴罪立功”。
為此，聶士成向他的直接上級、軍機大臣榮祿申訴。但榮祿可不想擔這樣的“罪責”。他把聶士成罵了一頓。在他眼裏，失敗者不值一滴淚水。
聶士成便是帶著這樣的“罪名”投入與八國聯軍的殘酷戰鬥的。也可以說，投入戰鬥前，他已經抱定了必死的決心。
1900年7月9日，《晚清史誌》載，這一天發生了三件大事，上諭，調李鴻章為直隸總督兼任北洋大臣，並催促其乘坐俄國軍艦北上。這條聖旨似乎顯示了朝廷試圖以外交方式解決庚子國變的意圖。在北京的董福祥軍繼續猛攻使館。有消息說：這同樣是為了挾使館人員為人質，以作為外交解決爭端的一張王牌。在天津與八國聯軍作戰的武衛前軍提督聶士成陣亡。
那天，淩晨3時剛過，聶士成便接到了聯軍出動的消息。據他的士兵回憶，他走出了行營，在夜色中徘徊良久。正是盛夏，晚風從成行的榆樹上吹下，月影乍明。被聯軍的炸彈轟毀的道路在月光下顯得陰森駭人。今天的行人已經想不起曆史上發生在這一帶的戰爭，但這種流過那麼多血的地方仍會讓人不寒而栗。人們仿佛預感到黑暗中有無數陷阱，各種無可名狀的黑影也好像都是可疑的，樹與樹間的那些望不透的方洞都好像是一個個的墓穴。這地方，在白天，醜陋；傍晚，悲涼；夜間，陰慘。
這就是八裏台，它在天津城區的西麵，夏天，將近黃昏的時候，人們總能看到，這裏那裏，有一些老婆子，帶著被雨水浸得發黴的凳子，坐在榆樹下麵，向人乞討。此外，這個區域的外貌，與其說是古老，不如說是過時，而且已經開始有改變麵貌的趨勢了。自從李鴻章在這裏創建了西機器局，它每天都失去舊有的一個小部分，並增添一點新的東西。過去，它不過是一片亂葬崗，但今天，已經有不少新的建築出現在這郊區的旁邊。於是便有了鐵路。而一條鐵路，無論我們把它擺在一個都城邊緣的任何一處，都等於一個郊區的死亡和一個城市的興起。在那些強大機車的奔馳中，吞炭吐火的文明怪馬的喘息中，舊屋倒下，新屋生長，這裏的大地震蕩了，開放了。於是，古老的小街都動搖了，長途公共馬車、出租馬車、市區公共馬車，每天要在這些小街上猛烈奔馳三四次，並且到了一定時期，把房屋都擠到左右兩旁；同樣，車輛交馳也一定會擴展街道。新生命的征候是明顯的。在這村氣十足的舊城郊區裏，在這些最荒野的角落裏，石塊路麵出現了，即使是在還沒有人走的地方，人行道也開始婉蜒伸展。有一天早晨，一個值得紀念的早晨，人們在這地方忽然看到了煙囪在冒煙；這一天，人們可以說文明已經來到了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