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臣民有罪，罪在朕躬。朕為此言，並非追既往之衍尤，實欲儆將來之玩泄。近20年來，每有一次釁端，必申一番告誡。臥薪嚐膽，徒托空言；理財自強，幾成習套。事過之後，徇情麵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飾朝廷如故，大小臣工，清夜自思，即無拳匪之變，我中國能自強耶？無事且難支持，今又構此奇變，益貧益弱，不待智者而知。爾諸臣受國厚恩，當於屯險之中，竭其忠貞之力。綜核財賦，固宜亟償洋款，仍當深恤民艱；保薦人才，不當專取才華，而當內現心術。其大要無過去私心、破積習兩言。大臣不存私心，則用人必公，破除積習，則辦事著實。惟公與實，乃理財、治兵之根本，亦天心國脈之轉機。朕與皇太後有厚望焉！將此通諭知之。
然而，雖說可把一切都歸結為“拳匪”、“首禍王公大臣”、“擾民的軍隊”以及“改革的步伐太慢”等等原因，但朝廷的“縱拳”諭旨可是太後掀起動亂的鐵證。白紙黑字，可有什麼辦法嗎？
10月26日，慈禧抵達西安建為行宮。頭一天，便下達諭令：
本年夏間，拳匪釁起，憑恃城仕，挾製朝廷，當時所頒諭旨，首禍諸人，竟於事機紛擾之際，乘間矯擅，非由朝廷之意。所有不得已之苦衷微言宣示，中外臣民，諒能默喻。現已將首禍諸人分別嚴懲，著內閣將五月二十四日（即公曆6月20日宣戰日）以後七月二十日（公曆8月14日，為洋兵攻入北京之日）以前諭旨，彙呈聽候查明，將矯擅妄傳各諭旨，提出消除，以重綸音而昭信史。
這就是說，要把所有的“縱拳動亂”的文字，全部銷毀。
她似乎覺得，這樣一來，至少，她自己的命可以保住了。總之，她該做的事情都做了，下一步，就看李鴻章和西方和談的本事了。
第五節 鴻章北上，秋風寶劍孤臣淚
梁啟超先生治史，勇於大膽設想，大發議論。
劉學詢立刻請示李鴻章。李鴻章說：“一切照辦。”希望孫中山“早日前來共策進行”。
年輕時代，李鴻章就是個有著偉大理想的人。
然而，李鴻章所給予大上海的，遠遠不如大上海給予他的東西更多。
李鴻章的一生，最痛恨的就是這些“愛國主義者”。
這一篇被稱為“瓦德西論中國”的文論發表後，西方輿論大嘩。
兩廣獨立案，孫中山的猶豫
兩廣總督李鴻章接到朝廷諭其北上旨令，遲遲未行。大局糜爛，他一個人到了北京，也無法力挽狂瀾。
梁啟超先生在《李鴻章傳》中說（譯文）：
庚子年間，倘若李鴻章仍然是直隸總督，那麼，這場義和團大亂而引起大禍，有可能不會發生。當然，也有另外一種可能：由於李鴻章肯定反對宣戰，會和袁昶和許景澄一樣，被慈禧給殺了。而上天偏偏不讓這場災難早早地消彌，偏偏不讓李鴻章早一點死去，卻一定要為李鴻章設定一個特別的位置，使其一生的曆史有一個更加影響巨大的結果。
自從7月以後，西方聯軍向北京壓迫過來，於是朝廷又一次讓李鴻章擔當全權議和大臣的曆史使命。
這時，如果為李鴻章本人設想一下，他有三種選擇：擺脫朝廷，擁兩廣自立，為亞洲創建一個偉大的民主的新政體，這是上策；帶領他的兵馬北上，為保護皇上而剿滅義和團，以此與各國交好於前，這是中策；按照朝廷的諭旨而入京與西方人談判，投身虎口，這是下策。
對於那個上策，隻有有非常之學識、非常之氣魄的人，才敢於實行，李鴻章不是這樣的呀！他在40年前，年輕力壯的時候，尚且不敢有破格之舉，何況現在他這個80老翁呢！所以希望李鴻章可能采取上策的人，不是深知其為人的呀！
要李鴻章實行中策，這還差不多。但當時，廣東實無一兵可用，且此舉亦涉嫌疑，萬一朝廷的大臣中有想暗害李鴻章的，給他加上一個稱兵犯闕的罪名，那麼，他可就騎虎難下了。這不是找死嗎！這時的李鴻章正思考如何苟且遷就，以保全身名，所以，中策也不是他能夠實行的。
這樣，就剩下下策了。對此，李鴻章深思熟慮一番，知道，倘若單騎入都，可能會發生意外，所以他遲遲不走。他知道，隻要朝廷仍然由主戰派主持，而北京城不被聯軍攻破，則和議根本就沒有條件。所以他在接到了朝廷的諭旨之後，想方設法，好幾個月都不到北京去。
梁啟超先生治史，勇於大膽設想，大發議論。先生給李鴻章的曆史定位，大抵如是。但李鴻章卻並非沒有實行上策的可能。在他北上之前，一場由孫中山策動的、頗有戲劇性和神秘性的“兩廣獨立”籌議，曾經緊鑼密鼓地演習了一番。
李鴻章與孫中山的關係，可以追溯到甲午戰爭之前。
1894年6月，孫中山千裏迢迢從廣東趕赴天津，上書直隸總督李鴻章，希望借助李鴻章“仿行西法，以籌自強”。孫中山寄希望於李鴻章，因為李鴻章是洋務派的旗幟，甚至是孫中山就讀的香港西醫書院的名譽讚助人。然而，李鴻章並未理睬孫中山和他的上書。
忽有庚子之變，國家動亂，有機可乘。以孫中山為首的興中會，決定“布背水一陣，以求一戰”。孫中山說：“我們最終目的，是要與華南人民商議，分割中華帝國的一部分，新建一個共和國。”
為此，孫中山雙管齊下，一麵準備在廣東發動起義，武裝奪取政權；一麵謀求與粵督李鴻章合作，爭取兩廣獨立。
那麼，怎樣說服李鴻章與孫中山合作呢？
說來難以置信。孫中山有個國內革命的讚助人，名叫劉學詢，乘一次訪日之機，在東京秘密會見了孫中山，返國後便打入李鴻章的內部，竟然成為李鴻章的幕僚。
而另一個可以接近李鴻章並說服他的人，是香港總督卜力。
這一內一外，說服的力量自是非同不可。而且其方案對李鴻章來說也很有誘惑力：
隻要李鴻章同意“擁兩廣而獨立”，那麼，孫中山和他的全體興中會會員，將成為李鴻章的左膀右臂，輔佐他成為一個新國家的領袖。
劉學詢對李鴻章說：“如果您有意羅致孫中山，那麼，我可以設法讓他立刻來廣東，聽從您的命令。”
據史料記載：李鴻章沒有明確表態，但“頷之”。這就是同意了。
劉學詢立刻給孫中山寫信，說李鴻章“因北方拳亂，欲以粵省獨立，思得足下為助，請速來粵協同進行”。
孫中山覺得，這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一個大餡餅。他興奮地說：“倘若此舉成功，真是大局之福，所以不妨一試。”
6月17日，西方聯軍攻占天津大沽口的當天，孫中山帶著楊衢雲、鄭士良和一個叫宮崎寅藏的日本人，乘船抵達香港海麵。李鴻章派曾廣銓率“安瀾”號兵輪前去迎接，邀請孫、楊二人“過船開會”。
然而，孫中山猶豫了。他決定自己不去參加會議，而派別人去。
一個傳聞說，孫中山所以不去，是因為他的“香港同誌報告，知道李鴻章尚無決心，其幕僚製定了一個設陷阱誘捕孫中山的計劃，而那個設計陷阱的人，就是孫中山先生的鐵杆同誌劉學詢”！所以孫中山“不欲冒險入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