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景福與李鴻章是老鄉。1892年冬天，李鴻章還是直隸總督的時候，裴景福調任廣東，路經天津。剛剛坐定，李鴻章就大聲對他說：“你想到廣東刮地皮嗎？”裴景福愕然不知所對。
但到了廣東以後，發現廣東多匪，裴景福忽然明白了李鴻章“刮地皮”的喻意。他後來解釋說：“在我們安徽老家，稱土匪為‘地皮’；廣東南海多匪，合肥公認為我到任以後，應嚴刑竣法，首重捕匪。所以他才那樣教導我呀！”
1900年，李鴻章總督兩廣，上任伊始，裴景福以南海縣令晉見李鴻章。
李鴻章問：“你再次擔任地方的行政長官，各種行政措施，孰先孰後？”
裴景福一本正經地答道：“先刮南海地皮。”
李鴻章大笑：“10年啦，你還沒忘記我那句話嗎？”
裴景福回答：“公之命，公之戒也，怎敢忘記呀？”
李鴻章笑著說道：“‘地皮’要刮，就要刮得幹幹淨淨。”
李鴻章督粵不過一年時間。當時的廣東，百事廢弛，盜賊縱橫。李鴻章風行雷厲，奏準恢複“就地正法”之刑，對盜匪實行了嚴厲的鎮壓措施。從此，群盜懾其威名，或死或逃，地方大安。
如果北方也能像李鴻章一樣對盜匪嚴刑峻法，還會發生庚子的動亂嗎？
現在，他就要到北方去了。不是去治盜匪，而是到西方人那裏，去進行和談，求得一個盡量不傷國本、不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和局。雖然這時西方聯軍尚未向北京進攻，但李鴻章已經把後來的結局看得一清二楚。
聽到召喚，裴景福登上了“安慶”輪。時值盛夏，天氣炎熱，李鴻章穿著藍短衫，腳上踏著一雙頗有“魯風”的鞋子，倚在小藤榻上。
顯然，李鴻章很賞識裴景福。他意味深長地說：“廣東鬥大一個城，懂得行政的輕重緩急的，能有幾個人呀？你能任事，能取信於民，為地方消除禍患，真是總督巡撫還不如州縣之官呀！如能扼製內亂，何至招來外侮？這一點，你要切切記住呀！”
機會難得，裴景福向李鴻章問及大局安危何在？這是所有的人都很關心的問題。
李鴻章回答說：“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我大清王朝厚德，人心未失。北京雖然有難，根本動搖，但幸虧有袁世凱主持山東，張之洞、劉坤一從來都有自己的主心骨，他們一定能互相聯絡，保全上海。這樣，中國的大局，不至於一蹶不振。”
裴景福又問：“您看北京方麵的戰局如何？”
這天是7月17日，西方聯軍還沒有向北京進發。但李鴻章說：“論各國的兵力，北京危機當在八九月之交。但天津之戰中，聶士成已陣亡，馬玉昆、宋慶諸軍零落，牽製必不得力。日本調兵最為迅速，英國助之，恐怕到七八月份，北京便不能保全了。”（北京果然於8月14日被聯軍打破）
講到這裏，李鴻章的眼睛裏有了淚花。他“以杖觸地”說：“內亂如何能夠製止得住呀！”
默然良久，裴景福又問：“就算是敵兵即刻入京，各國公使也不能對我們太無禮呀！”
李鴻章說：“這是對的。但恐怕無人主持，我們自己先自動搖了。”
裴景福又問：“您何不將此意陳奏？”
李鴻章說：“我到上海以後，會具折上奏，但恐怕也無濟於事。”
說到這裏，裴景福想起身告辭，李鴻章問左右：“潮水來了嗎？”並挽留裴景福說：“不忙。”
李鴻章自飲牛奶，而以荷蘭水待客。
裴景福於是接著問：“萬一北京都城不守，您入京後如何辦法？”
李鴻章回答說：“必定有三大問題：剿除拳匪以示威，揪出首禍以泄憤，外國人先以此要挾中國，而後索取兵費、賠款，這都是勢所必有的事情。”
裴景福問：“兵費、賠款大約會有多大數目？”
李鴻章說：“這個我不能預料。隻有盡我的力量，與西人竭力磋磨，展緩年份，還不知能否做得到。我還能活幾年？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鍾罷。鍾不鳴了，和尚也就死了。”說著，淒然淚下。
裴景福又問：“國難解除以後，您將先做什麼事情呢？”
李鴻章皺著眉頭說：“事情定下來後，中外局麵又將一變。我國惟有專心財政，償款不清無以為國，如果求治太急，反以自困。中國地大物博，每年收入還不及西方大國的半數，將來理財必須另籌善法。”
裴景福說：“多取多用，各國都是這樣。取天下之財仍還之天下，出入相當，萬端就理，有什麼不可？但須利權不被外人剝奪就好了！”
李鴻章說：“西方聯軍不足以滅亡中國，可憂慮的，倒是恐怕在國難平息之後。”
裴景福說：“您憂慮到這個問題，是天下人的福氣呀！我有一句話向您陳述。中國之弱，弱於人，不是弱於法，人有得失，法無新舊。果得其人，因時損益，法雖舊亦新；不得其人，雖博采古今，組織中外，適以滋弊，如此，法雖新亦舊。”
李鴻章聽其如此傳統的人治高論，開玩笑地對裴說：“八股已舊也，策論為新，策論得也，八股為失，我和你都是八股匠，所以說舊話。”
在場的其他人聽了李鴻章這一番妙語，都大笑不已。
斐景福又說：“君子當國，不震己之強，不侮人之弱，亦不怯己之弱，畏人之強，惟求一己以應天下，守至常以待至變而已。”
李鴻章歎息說：“什麼至常至變，國運所關，實有天命，以後的事情，誰說得清楚呀！”事後，裴景福對這次談話評論說：“李鴻章公，一生堅韌倔強，雖處甲午乙未之變，從容鎮定，從沒有在別人麵前展現過憂愁煩悶的臉色。但這回庚子國變，每每談及時事，肯定是淚含眼眶。這是他心裏悲哀傷痛呀！”
終於漲潮了。李鴻章下令啟碇。“安慶”輪乘風破浪，朝上海方向駛去。
感覺大上海，李鴻章其人
“安慶”輪航行了4天，7月21日李鴻章抵達上海。兩天後，朝廷第7次電促李鴻章“即刻起程北上”。然而，無論是朝廷，甚至是李鴻章本人，都沒有想到，他居然在上海逗留了將近兩個月。任憑北方潮起潮落，政壇起伏，戰爭風雲，李鴻章穩居上海，巍然不動。
他太熱愛上海，太留戀上海。大上海，是李鴻章一生事業的奠基之地。可以說，沒有上海，就沒有後來領導了中國的近代化運動和成為中國外交領袖的李鴻章。
在上海的這兩個月裏，他肯定經常在外灘留連。那裏，有他的一座雕像。
上海僅有兩座公共塑像，一座是李鴻章的，一座是巴夏禮爵士的。
巴夏禮是英國外交官，英國人為其塑像，因為他是中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代言人。而李鴻章的雕像，是上海的中國人塑造的，他們把李鴻章奉為英雄人物，其源有自。
從年輕時代，李鴻章就是個有著偉大理想的人。他23歲創作的《入都》詩10首，曾經“為世所傳誦”：
出山誌在登鼇頂，
何日身才入鳳池。
倘無駟馬高車日，
誓不重回故裏車。
丈夫隻手把吳鉤，
意氣高於百尺樓。
一萬年來誰著史，
三千裏外欲封侯。
詩中的李鴻章，少年誌高，氣宇軒昂，雖然行裝寒傖，不過一介書生，但千裏迢迢，跋山涉水，壯懷激烈，奔赴名利之都，其心境、其抱負，正是那些皓首窮經夢想顯達的士子們所向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