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曾幻想可以依靠《臨時約法》束縛袁世凱的權力，進而實現資產階級民主，發展資本主義。但封建軍閥與資產階級的“合作”正像吳越同舟，難於持久，袁世凱很快就向《臨時約法》開刀了。1912年3月，根據《臨時約法》第五章規定，中華民國實行責任內閣製。袁任命他的老搭擋唐紹儀為國務總理，組成第一屆內閣。唐紹儀就任後，被“責任內閣”的招牌所迷惑，事事強調責任，與袁世凱的意見多有不容。為了打擊唐紹儀，袁世凱先是唆使內務總長趙秉鈞和陸軍總長段祺瑞進行抵製，使國務院的工作不能正常進行。不久，在向帝國主義六國銀行借款的問題上，唐不肯接受列強的苛刻條件而損害了袁與帝國主義之間的“友誼”，於是唐、袁矛盾激化。這時又發生了任命王芝祥為直隸總督的事件，成為唐內閣倒台的導火線。王芝祥是靠近同盟會的人，袁反對其任直隸總督，便直接發表了為唐紹儀所拒絕簽署的改派王芝祥的命令，公開破壞責任內閣製，迫使唐紹儀內閣倒台。這件事表明袁世凱是多麼輕易的就破壞了《臨時約法》中國務總理須副署命令的規定。袁的言行激起了革命黨人和南方各省軍民的憤慨，當時已有不少人對袁能否奉行法製表示懷疑。袁十分心虛，在6月27日的《時報》上發表通電稱“……當共和宣布之日，即經通告天下，謂當永遠不使君主政體再見於中國。就職之初，又複瀝忱宣誓，皇天後土，實聞此言……”但兩天之後，便正式任命惟袁之命是從的陸征祥為總理以代替強調責任內閣製的唐紹儀；然而，非常使袁世凱掃興的是，由於陸過分無能，發言失體，卻未獲參議院通過。於是袁世凱又推薦忠實走卒趙秉鈞組閣。趙秉鈞組閣是袁世凱的真正意圖。拋出陸征祥是作為緩衝過渡，陸閣的流產正加速了袁世凱意圖的提前實現。袁世凱就這樣輕易地破壞了唐紹儀的責任內閣。此後，中華民國的“責任內閣”就變為地地道道的“禦用內閣”了。這種破壞一方麵標誌著袁世凱對資產階級民主製度有意識地進行試探性踐踏的開端，同時也表明《臨時約法》本身的毫無力量。果然，這個約法在1914年5月1日便被袁世凱取消而用所謂“新約法”替代了。《臨時約法》雖未能起到孫中山所預期的作用，但它在中國畢竟是前所未有的，它所顯示的具體內容，“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的性質，是有進步意義的”。
孫中山在公布了《臨時約法》以後，便在4月1日正式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5日，臨時政府遷於北京，袁世凱完成了他的竊國事業。從此，袁世凱“合法”地建立起新的反動統治政權。
袁世凱政權的建立，隻不過標明了北洋軍閥黑暗統治時期的開始而已。人民群眾並沒有屈服於這個政權的統治之下。袁世凱政權剛一建立，全國各地就普遍地發生兵變和反軍閥暴政的活動。兵變是當時軍閥克扣軍餉、壓迫士兵所激起的一種反抗，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每年發生的次數很多而地區也很廣。根據不完全資料，1912年在山東、奉天、湖北、江西、安徽、河南、江蘇等地都發生過兵變。其中山東省城兵變的原因，是因“該營久未得領全餉”，奉天省城兵變是因“官長指派國民捐”，其中尤可注意的是江西景德鎮兵變中還有窯工參加。反軍閥暴政的活動在各地農村中也迅速發展。自從袁世凱政權建立以後，連年天災兵禍，農業生產停滯，農民的賦稅日益加重。以江蘇南通的地租率為例，1905年為100，到1914年，上等田增至147%，中等田增至157%，下等田增至174%。因之民不聊生，紛紛起來反抗：1913年1月初，袁世凱即因湖南省“盜賊如麻”而電令湖南實行“清鄉政策”；1914年3月間河南孟縣公民發動抗稅暴動。當時最大的一次是白朗所領導的起義。
白朗，河南西部寶豐或魯山人。他領導的軍隊，行動迅速，作戰勇猛，遂被統治者蔑稱為“白狼”。白朗軍發動起義的豫西一帶是封建剝削關係素來嚴重的地區，田權高度集中，地主階級對農民進行地租、押租、力役等各種剝削十分苛酷。如信陽所實行的分租，一般規定“好地則地主得六成，壞地則佃戶得六成，有時佃戶負擔種子的全部”；押租則每石田（約六畝）有高達40元左右者。力役也非常多，有各種不同名目，鎮平的一個農民在一年中為地主服役四五十天是常有的事。苛捐雜稅也很沉重，如信陽一縣之地即負擔國家稅、省稅、縣稅三大項，攤派到農民身上則有買契稅、契紙稅、煙酒稅、當契稅、印花稅、牙帖稅、包裹稅及地丁附捐、車站包捐、蛋捐、妓捐、戲捐、百貨捐、門捐、小車捐等數十種名目的捐稅。此外，河南又是人所熟知的連年有災的省份，如1913年，記載：“豫省六月不雨，二麥未曾播種，旱災已成。南、汝、光、彰、懷、衛、河、洛等地被災尤重，省垣饑民麇集，時疫流行。”
白朗軍最早活動在豫西的臨汝、魯山、寶豐、郟縣一帶。1912年夏，攻破河南禹縣，標誌著起義的正式開始，隨即擴展到南陽、汝寧、信陽、襄陽等地，狠狠地打擊了北洋軍隊，使“許多追剿的正式部隊受了很大損失，甚至全軍覆沒的也很有幾部分”。1913年春，豫督張鎮芳曾派兵進攻白朗軍，但並未生效。白朗勢力繼續發展，活動地區已達河南近20個縣及湖北的隨縣、棗陽，安徽的六安等地。他們提出“打富濟貧”的口號，而且“所至之處，均能實行”，得到群眾和會黨的擁護和支持。
白朗軍經過辛亥革命的洗禮，有了某種程度的民主主義色彩，因此在其發布的文告中曾一再指斥北洋軍閥政府是“邪奸主政，群凶盈廷”，他們在陝西？縣曾以“公民討賊軍”的名義發布文告，“以指斥袁世凱的盜竊民國、帝製自為、摧殘民氣、殘殺青年而聲討之為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