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黨成立後，使同盟會受到一定影響，同盟會中的負責人黃興、宋教仁等始終抱有“政黨政治”的幻想。1912年3月，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的第一屆內閣因有同盟會的蔡元培、宋教仁參加，加之國務總理唐紹儀也剛剛被拉入同盟會，便被稱為“同盟會內閣”。這就使他們更熱心於擴大組織，爭取席位，從而實現“責任內閣”，想在“擁袁”的前提下實現歐美的那一套資產階級政治製度。宋教仁所說：“為今之計，須亟組織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須有政黨內閣”，“欲取內閣製，則舍建立政黨內閣無他途，故吾人第一主張即在內閣製也”，就是這一思想的代表。於是，在“新舊合作”“朝野合作”的口號下，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民國公黨、共和實進會等政團，在1912年8月25日組成國民黨，推孫中山擔任理事長，但實權操在代理事長宋教仁手中。這次改組遭到同盟會一些黨員的反對，有許多人在聽到改組消息後痛哭，並準備保留同盟會的名義。宋教仁等又甘願喪失同盟會的革命色彩而拋棄原來的綱領，提出了國民黨的五項政綱，即：保持政治統一；發展地方自治；厲行種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維持國際和平。這個含糊不清的政綱把同盟會秘密時期的“平均地權”改為“采用民生政策”；取消了同盟會公開後的“男女平等”的主張，並把具有鬥爭意義的“力謀國際平等”改成不敢冒犯帝國主義的“維持國際和平”。改組了的國民黨已和同時期的其他黨派沒有多大區別，而是以政治上的妥協作為自己的特色了。國民黨為爭取未來國會選舉中的勝利而追求數量的增加，這樣國民黨在形式上增大了，山西、陝西、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廣東、廣西各省，從政黨關係看，都已是國民黨的勢力；在1912年12月到1913年2月的國會選舉中，國民黨果居大多數席位，成了第一大黨。然而，這種濫事擴充，必然造成了國民黨內部分子的複雜，它包括有君主立憲派（如譚延？）、舊官僚（如唐紹儀）和原同盟會成員（宋教仁、黃興）。孫中山則被視為脫離實際的理想派而處於失勢地位。這種情形連《中國國民黨史稿》的作者也不得不承認這是“龍魚雜處，真偽不分”的“大弊”。袁世凱對這個與他為敵的政黨十分注意，利用各手法瓦解其組織。在他的利誘和威脅下，國民黨人孫毓筠、胡瑛等很快墮落為醉心利祿的政客，他們徒有革命黨人的的虛名，而實際上成為國民黨內的擁袁派，加之國民黨的方針是一方麵力求用向袁世凱妥協的辦法來擴大自己的權力，一方麵又想用資產階級的民主製度對袁的權力給予某些限製，因而，國民黨便成為一個擁護袁世凱而企圖分享權力的政黨，一個不反對袁世凱的在野黨。
三、“民主黨”。
這是一個由立憲派組成、被袁世凱用以與國民黨抗衡的政黨。其首腦梁啟超這時已成為圖謀權利的政客，為急於出山，便不計戊戌政變的舊怨，與袁世凱勾結，並幻想依附袁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他曾致函袁獻策道：“今後之中國，非參用開明專製之意，不足以奏整齊嚴肅之治。”“善為政者，必暗中為輿論之主，而表麵自居輿論之仆”。如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訪集團中有政治常識之人，而好為政治上之活動者禮羅之，以為己黨而已”。在袁的支持下，經梁氏策動，以湯化龍為首的“共和建設討論會”與“共和統一黨”“共和俱進會”“共和促進會”“國民新政社”和“憲政黨”等於1912年11月組成“民主黨”，由湯化龍擔任理事長，骨幹有林長民、孫洪伊等，而以梁啟超為幕後首腦。民主黨的政綱是，普及政治教育，擁護法賦自由，建設強固政府，綜核行政改革，）調合社會利益。其目的是想把自己形成為在共和、國民兩黨之外的第三黨來擴大勢力，以獵取政治地位。
從當時各政黨的綱領上看，國民黨和共和黨、民主黨相差無幾，所不同的主要是對袁世凱的態度：國民黨主張分袁的權力而加一定的監督；共和黨和民主黨則讚成袁獨裁。這些黨在北京參議院中展開激烈的政爭，幹了許多卑鄙汙濁的醜事。
從武昌起義到第一屆國會開幕前，這些政黨的離合，並沒有什麼原則根據，也沒有什麼政見根據，它們較高尚的“或臭味相投，或意氣相孚”，而下焉者是“權勢的結合”“金錢的結合”。這些政黨都沒有各自明顯區別的政綱，其成員也多是“朝秦暮楚，宗旨靡定，權利是獵，臣妾可為”。很多人往往身跨數黨。政黨本身也毫無群眾基礎，隻是一些政治投機集團。它們總的目的隻是為了“聚徒黨，廣聲氣，恃黨援，行傾軋排擠之慣技，以國家為孤注”而已。這些評論真可謂入木三分。
袁世凱的進攻革命
袁世凱從竊國的第一天起，就開始采取各種方式向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勢力進攻。1912年6月間，袁世凱曾驅使黎元洪在漢口殺死了一些革命分子，其中有在武昌起義中立功的文學社社員祝製六、江光國、滕亞光等人。8月間，袁世凱與黎元洪又共謀陷害了在武昌起義中建立了功勳的革命黨人張振武和方維等。他們先計誘張、方入京，然後給他們加上“蠱惑軍士、勾結土匪、破壞共和、圖謀不軌”的罪名，於8月15日逮捕了張、方二人。張、方被捕後，袁世凱一麵裝出一付“愛既不能，忍又不可”的麵孔，一麵又指使其特務組織――“軍政執法處”判處張振武以“反對建設，破壞共和”，方維以“同惡共濟”的罪名，在當天夜裏殺害了張、方二人，造成民國成立後的第一大冤獄。這裏要特別提到“軍政執法處”，這是袁世凱屠殺革命者的殺人機關。原址在宣武門內頭條胡同，設置於民元改造之初。陸建章主於前，雷震春繼於後，在他們的屠刀下喪生的革命烈士和無辜百姓數以千計，其中多為宋案以後覺悟者，或對袁稱帝不滿者，逮捕手段多為誘捕、誣陷等辦法。時人曾言及當時的殘虐狀況說：“袁氏之時，淫刑以逞，廉恥道喪”。“構黨獄以殘異己，布鷹犬以箝輿論，巧聚斂以盡奢侈，擴軍隊以防違抗”。“惡探橫行，機阱密布，凡有功民國諸君子，往往以莫須有三字斬首西市，而其科刑之酷，冤獄之多，尤以京畿軍政執法處為最著。”
袁世凱在殺害張、方二人的同時，又以另一副偽善的麵孔去歡迎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黨人入京會談（同時被邀的還有黎元洪，黎因公開陷害張、方，正遭各方責難而不敢入京）。袁世凱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麵是想用歡迎接待、吹噓阿諛的辦法來麻痹革命黨人；另一方麵也用以欺騙人民，表示自己與各方麵的融洽關係。而更重要的是借此掩蓋他自竊國以來所實行的專橫獨裁統治和殺戮革命黨人的罪惡事實。1912年8月24日，孫中山挈隨員十餘人到京，袁世凱以迎接總統的隆重禮儀相待，還使用了他自己所乘坐的金漆朱輪馬車。25日，袁世凱宴請孫中山及其隨員，並邀京內文武官員作陪，頗極一時之盛。席間，袁世凱致辭說：“今次前大總統孫中山君來京，予之寸衷，不勝歡喜。值此好機，聽孫君偉大經綸，以補予施政之不足。孫君創立民國，功績赫赫，垂名後世，予不肖承乏其後，竊慮難堪其任，今夕相會，益當為民國努力，勿背孫君初誌。”孫中山被袁世凱的口蜜腹劍所麻痹，失去了應有的警惕，即表示“自想國家永久之生命，富強之由來，惟鐵路是賴。既可發達產業，又可輸入文化，一旦有變，並可濟軍務之急。大總統出身武官，關於練兵有專門智能，大總統若在位十年，五百萬精兵，予信可訓練成軍。予雖不肖，若使經營全國鐵路之任，假以十年之期，二十五萬裏鐵路，定敷設完成。希諸君為國家發奮努力，與袁大總統共講富強之道。”嗣後袁世凱派梁士詒每天赴孫處談鐵路事，並親與孫中山會談，談話時總是“諄諄以人民國家為念”表麵看孫、袁之間很投契，似乎以前的爭議都已雲消霧散。袁稱孫“光明正大，絕無私意，所恨相見之晚”，孫評袁“雄才大略，當世無可與代之人”。9月2日，孫中山先後在北京報界歡迎會和鐵道協會歡迎會上講述了建設鐵路的問題，認為“今日修築鐵路實為目前惟一之急務，民國之生死存亡係於此舉”，並自願承擔經營全國鐵路的責任，而盡讓政權於袁氏，並表示“不追究張案”，還為袁世凱辯解殺害張、方是因被黎元洪所迫，甚至電促黃興入京。9月9日，袁世凱更順水推舟，特授孫中山以“籌劃全國鐵路全權”的虛銜。11日，黃興應孫中山電召，偕陳其美等八十餘人到京。黃興是一個幻想實行“政黨政治”的資產階級政治家，他入京後便發表政見說：“予希望大總統組織政黨內閣，政黨內閣之弊害雖多，而其利足以償之。是以列國爭組政黨內閣，予很悉大總統反對純粹政黨內閣，於大總統最近對國民黨之主張證明之。予雖主張純粹政黨內閣，並非強大總統之反對者實現之。予對於大總統與國民黨之間取調停態度，其辦法即閣員之半數，請大總統竭力勸其入國民黨。大總統若果實行勸導，豈啻於一人滿足，即國民黨全體亦所欣喜不置者也。”袁世凱對黃興也是采取了對孫中山的一套辦法，作為高賓款待，讚揚黃興“光明磊落，一片血誠”，他們幾乎每兩天都要作一次長談。黃興認為，成立不久的中華民國正朝著自己的目標不斷前進，無需對外國的不承認過分擔憂。在內政方麵，他認為最重要的有兩件事：一件是他希望通過發展工業和采礦業、特別是采煤工業為實現中國的現代化；第二件是他期望說服袁世凱讚成內閣製，特別是由議會多數黨組織政府的原則。他認為，民國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為此，就得有一個強有力的政黨作支柱。為了建立一個有力量的內閣政府，他希望袁世凱勸說他的部長們加入國民黨；並表示願運用自己的影響，在國民黨與政府之間從事斡旋。因此，他到處拉人參加國民黨，並錯誤地認為隻要閣員都掛名黨籍，則內閣就毫無疑問變成國民黨內閣。他甚至勸袁世凱來作國民黨領袖，但是遭到了譏諷和拒絕。即使這樣，黃興還依然積極奔走，最後終於使趙秉鈞為首的內閣人員除海、陸二長外，全都加入了國民黨。黃興等主張的所謂“政黨內閣”的“理想”雖然很輕易的得到了實現；但是，這種所謂政黨內閣實際正如當時社會上所諷刺的那樣，應當說是“內閣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