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案發生後，全國輿論大嘩，各地國民黨係統的報刊以大量篇幅連續報道事件的真相，揭露袁世凱指使部屬行刺國民黨領袖的內幕和袁世凱調兵遣將，企圖以武力實現其獨裁的狼子野心。其中以北京的《國風日報》《國光新聞》《民國報》，上海的《民立報》《中華民報》，長沙的《長沙日報》等幾家報紙最為激烈。《民國報》在宋教仁被刺的第二天，就明白指出：“擊宋君者非亡命之暴徒，乃吾人之政敵也”。《國風日報》發表社論，指責袁政府“謀叛，暗殺，賣國”。《國光新聞》在社論中，怒斥“政府殺人。”“政府暗殺人”。《民立報》從宋案發生的第二天起，每天都用要聞版的整版篇幅刊登有關宋案的報道，對宋案的經過、凶手的供詞，從凶手處搜獲的袁黨秘密策劃刺宋的往來函電，都作了詳細介紹，以確鑿無誤的事實，證明袁世凱是刺宋的元凶。《中華日報》自稱“自出版以來，討袁之聲無日或斷”，所刊《叛逆之政府》《利害拚一擲耳》《我看還是違命好》等評論，對宋案前後袁世凱的倒行逆施作了進一步揭露。《長沙日報》發表孔昭緩等人所撰的文章，詳盡地列舉了袁世凱的24大罪狀，昭告天下。此外，還有廣州的《討袁報》是以反袁為中心內容的專門報紙。汪兆銘、蔡元培、張繼、吳敬恒等撰述《公論》，每晚出鉛印四開一小張，隨《民國新聞》等幾個報紙免費分送。這份《公論》是“民黨對於最近國事臨時發布之意見。分社論、名論、輿論粹言、時評、談叢等欄。外埠各大要地附入《民立報》《民權報》《中華民報》《民強報》等附送。本埠另加當日新聞一紙，每晚六點鍾出版。”
這些報紙都極力鼓吹武裝討袁，從而壯大了反袁聲勢，給各地反袁軍事行動以輿論上的聲援。
宋案發生後，事實真相逐漸暴露，全國輿論指責得也很厲害，袁世凱也覺得事態已嚴重到無以自解了。他索性揭下偽裝的麵具，積極準備對國民黨的戰爭。國民黨反袁的所謂“二次革命”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宋案發生後，使得孫中山對袁世凱的幻想完全破滅，他堅決認為“非去袁不可”。但是，國民黨內部卻為這個問題出現了三種不同意見：
一、反抗派。
以孫中山、李烈鈞等為主，主張對袁興師問罪，孫中山指出：“事已至此，隻有起兵。因為袁世凱是總統，總統指使暗殺，則斷非法律所能解決。所能解決者，隻有武力。”並提出了“聯日”“速戰”的具體對策。聯日的理由，是袁世凱既掌握政權，便有調動軍隊的便利，國民黨則非用極迅速的手段來先發製人不可。這種主張，由於黨人的阻止未能實現。但是，從“聯日”的問題上看，依然反映著當時資產階級革命派在這種起而應戰的場合下對於帝國主義也還有一定的求靠心理。
二、疑派。
以黃興、陳其美等為代表，對於本身的武裝力量有懷疑，認為兵都沒有經過訓練，軍餉軍械也不充足，毫無信心取勝。同時又用“有國會，有司法，可依法處置”的理由，主張依法解決，反對反抗派的主張。在袁世凱已積極備戰的情況下，黃興在答複黎元洪5月9日的來電時還稱：“興對於宋案，純主張法律解決。”但由於反袁輿論的促使和袁世凱的磨刀霍霍，黃興終於認識到袁世凱的“豺狼之性，終不可移”，並“深悔待時留決之非”，轉而支持孫中山武力討袁的革命主張。
三、國會派。
其成員是在北京國會中的一部分國民黨議員。他們在袁世凱的武力和金錢的耍弄下，沉溺在國會的泥沼中，醉心於議會萬能，又舍不得國會中的席位，幻想聯合進步黨根據法律進行活動，以使自己立於左右逢源的地位。
三派意見既不一致，行動也就無法統一。國民黨內部的意見分歧和爭論不休，給自己的反袁活動帶來了不利，卻給袁世凱造成了充分準備的時機。在戰爭問題上，袁世凱采取了斷然態度，早在4月7日，他就製定了作戰計劃，並密令局部動員。至26日善後大借款已成，財政上不虞匱乏，他的挑釁更為變本加厲。5月24日，他發表了“傳語國民黨人”的談話，公開辱罵和威脅孫中山等說：“現在看透孫、黃除搗亂外無本領。右又是搗亂，左又是搗亂。我受四萬萬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自信政治軍事經驗，外交信用，不下於人；若彼等能力代我，我亦未嚐不願。然今日誠未敢多讓，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國民黨誠非盡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嚐不能平之！”袁世凱的這段談話，充滿了凶殺氣味，他已經明白表示要與國民黨兵戎相見。換言之，就是要把國民黨現有的勢力加以驅逐、甚至消滅，代之以純粹的“北洋軍閥”的勢力。
孫中山在袁世凱這種咄咄逼人的進攻麵前警覺了，他表示了反對袁世凱的堅決態度；但是，這時的國民黨已失去了同盟會時期的那種革命精神，它已被官僚政客利用為攘權奪利的政治投機工具，它在人民群眾中間沒有任何威信，因此它也不可能成為這次反袁鬥爭的領導力量，發動群眾和組織群眾進行鬥爭。“二次革命”也隻能是很無力地還了一下手就很快地失敗了。
善後大借款
袁世凱為了籌劃戰爭經費，曾於1913年4月26日指派趙秉鈞、陸征祥、周學熙等，與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以“善後”為名，簽訂了“善後借款合同二十一款”。
早在熊希齡擔任財政總長與六國財團談判破裂後，總統府內曾設立了財政委員會，主持“另辟借款途徑，覓求借款對象”的事務。當時袁政府內政最嚴重的問題莫過於財政問題了。唐紹儀在任時已是羅掘俱盡，非借款無法維持；至唐下台，周學熙出任財政總長時，便成為名符其實的借債總長，不得已仍求助於六國財團的門下。在磋商過程中，美國中途退出，所以這筆善後大借款是與五國銀行團達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