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波侯相之孫，守長社令之元子也。 天地之性，斯其至貴者也。 而在出土的漢代瓦當中有“富貴”文字的還頗為多見，如今天的陝西境域是漢代行政的中心區域，在漢代的都城、宮殿、陵墓等大量遺址中有批量的瓦當出土，其中就有“富貴”、“千萬歲富貴”、“千金宜富貴當”、“大富”、“富貴毋央”、“宜富昌”、“富貴昌”、“大富吉”、“富貴萬歲”文字瓦當。 可以看出，追求“富貴”，是漢代社會上上下下普遍追求的理想，是共識的價值觀和人生觀，人們不但不避諱不掩飾這種願望，而且公開聲明，甚至還會故意顯擺，正因為如此，項羽才會在滅秦之後說：“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同樣的話漢武帝也曾對富貴後的朱買臣說過，而漢光武帝劉秀同樣也對景丹說過類似的話。《後漢書·崔駰列傳》崔駰在勸誡外戚竇憲時說：“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可見富貴者的優越感。 富貴是秦漢時期全社會人的普遍理想和追求，包括生活在社會下層的編戶民都在做著富貴的美夢，那麼如何實現富貴理想，依靠誰才能使自己的美夢變真。考諸秦漢時人的富貴發展之路，大致有幾條：首先是功勞，包括軍功和事功，特別是通過建立戰功而拜官封爵，正所謂“萬裏征戰覓封侯”；再者是通過研習儒家經典而被授以高官厚祿，特別是西漢中期以後，精通儒學成為獲取富貴的主要途徑，“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漢代著名經學大師夏侯勝經常對自己的學生們說：“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說的正是這個意思；其它還可以通過血緣、姻緣、經商等途徑而獵取富貴，太史公說的精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雖然秦漢時期實行重農抑商，但畢竟還是一個商業和貨幣較為發展的社會，財富不僅僅是人們等級地位決定因素之一，而且也是賂取官職權力和更多資財的資本，晁錯說得好：“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 雖然說有多條途徑可以獲取富貴，但不管是哪一種途徑最終還是要通過皇權方可實現富貴的理想。本來秦漢時期承繼先秦，儒家的天命思想有普遍的影響，“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語，常出現在人們的言論中。如下引： 自鴻嘉後，上（指漢成帝）稍隆於內寵。倢伃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倢伃。上曰：“始衛皇後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倢伃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逾越禮製，浸盛於前。班倢伃及許皇後皆失寵，稀複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後、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後坐廢。考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憫之，賜黃金百斤。 東漢上黨太守田邑曰： 間者，上黨黠賊，大眾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為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下存亡，誠雲命也。邑雖沒身，能如命何？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升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誌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 孔子稱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操行善惡也。 從上引“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出現的語境普遍是在世事不順的情況之下，因此不能說言語者完全認定“富貴”由天，而是包含了更多的在世事麵前無可奈何、無能為力、無所作為、消極任之的思想情緒。而實際上在秦漢時期，整個社會，從上層到下層，還是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占主導，也還是認為皇權是決定每個人能否富貴的關鍵因素，通過積極的行動獲取皇帝的封賜獎賞，而不是消極地等待天命。如《史記·張丞相列傳》：“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同樣的話，《漢書·申屠嘉傳》則寫作：“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漢書·賈山傳》：“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 富貴者，人主之操柄……”臣民們認為皇帝有富貴天下所有人的至高權力，而君主自己也毫不忽視這種控禦臣民的威權，正如仲長統《昌言·理亂篇》所言：“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這就是皇帝真實的想法和心理。可見，在富貴源於皇權這一點上，君臣君民的認識是一致的，皇權因此而更讓人崇拜和依附，而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也就會更讓人覬覦和渴望。 四、秦漢時期下層民眾平均主義的思想追求 中國古代平均主義的思想源遠流長，其產生的基礎主要在於生產力落後和社會財富匱乏製約下的小自耕農經濟，因而這種思想也主要反映社會下層民眾的要求。在先秦典籍中早已經有“平均”二字出現，而且思想的萌生肯定還要早於反映這種思想的詞彙的提煉定型。在學術界有一種比較普遍的看法，即認為在中國曆史上，最早自覺地、係統地提出平均主義思想的是儒家的孔子，主要依據是孔子在《論語·季氏》中的一段話。孔子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息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但筆者以為，孔子在這裏所講的是君子內部，也就是貴族內部的均平和寡問題，而不是整個社會的平均問題，因為孔子是一貫主張維護等級製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即便是孔子的這一說法可以看成是一種平均的主張，但它絕不是中國古代平均主義思想的主體。可以說在先秦諸子中，儒家是貴族禮儀文化的代表，其主要不是下層民眾的思想代言，所以儒家很少談到平均的問題，倒是墨家和道家的思想中，平等平均的傾向是比較明顯的。 墨子平等平均思想中最主要的主張就是“兼愛”：“兼相愛”、“交相利”。 所謂“兼愛”就是普遍的愛，“愛無差等”，這與儒家“有差等”地愛人是相對立的。墨家主張公平、均等地愛人、利人、舉人、爵人、祿人，墨子說：“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墨子以兼愛為核心的平均主義，應該說具有脫離現實、缺乏可操作性的明顯弱點，類似於烏托邦的空想，但卻是小生產者的農民，是下層民眾，是普通編戶民理想追求的代言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漢代獨尊儒術以後，曾經作為兩大顯學之一的墨家思想學說在曆史上逐漸淡出，特別是在主流思想中完全喪失了地位和影響，致使再後來中國古代的思想發展中，平均，特別是平等的思想觀念沒有或者充分的發展。有學者認為，漢代以後墨家的平等觀念在後世的農民起義中時隱時現，而筆者覺得，農民起義中的平等平均思想更主要地來源於道家。 道家主張“天道自然”，理想的社會是小國寡民，所謂小國寡民其實就是遠古時代的農村氏族公社。所以道家思想中的平等平均傾向，與原始氏族公社時期社會的平等平均傳統存在密切的淵源關係。老子主張天道是自然平等的，人道應該效法天道，因此主張人與人之間平等平均是人類最理想的社會狀態。《老子·德經》中說：“天之道，其猶張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道則不然，損不足，奉有餘。”就是要以天道的自然平等替代人類社會的尊卑高低的不平等，就是要通過“損有餘而補不足”來實現平均財富。 在兩漢時期，道家思想發生了特別值得關注的發展演變，其社會影響，特別是對下層民眾的影響加深，這突出反映在兩個時期，一個是西漢前期，一個是東漢中期至漢末。長期戰亂後的西漢初年，社會殘破，經濟凋敝，統治者以黃老道家思想為治國的指導，實行清靜無為，輕徭、薄賦、緩刑，使廣大的編戶民不再遭受秦朝那種繁苛政治，也從長期連年的戰爭中解脫，得以休養生息，社會重新恢複和建立起以編戶民的小自耕農經濟為主體的經濟基礎。全社會都從漢初的曆史發展實踐中認識和感受到道家思想主張的極大魅力。之後雖然獨尊儒術，但道家思想始終有廣泛的影響，特別是在官學之外，在下層民間。東漢建立之後，始終未能解決西漢後期就已經越來越嚴重的以土地兼並為主要標誌的社會問題，而自中期以後矛盾的積累和蔓延越發嚴重，適應這種普遍的社會問題，在思想文化方麵出現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簡單說就是道教的出現。道教和道家不是一回事，不能夠簡單地畫等號，但二者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正如湯一介在《道家文化研究叢書總序》中說：“道教是中國本民族的宗教，它和道家（老莊思想）有著密切的關係，我們可以說道教在思想文化上是道家思想宗教化的繼承和發揮。”道教是以道家思想理論的基礎，或者說以道家的核心思想內容為中心吸收神仙方術，特別是民間鬼神崇拜觀念和巫術活動而形成的。道教所主張的清靜無為，長生不老，得道成仙在下層民間有長期廣泛的傳播。 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道教是在漢代民間醞釀形成，它主要是苦難民眾的宗教。在道教形成的過程中有兩個重要事件，一個是作為道教理論經典的《太平清領書》，也就是《太平經》的問世及其流傳，再一個是張道陵創立了道教的宗教組織，即五鬥米道。這兩大事件都發生在東漢中期的漢順帝時期，而這個時期也正是東漢農民反抗鬥爭的醞釀時期，小規模起義時有發生，大規模農民戰爭尚未爆發。道教的形成和發展與當時農民的現狀有關。到東漢靈帝時，黃巾起義的主要領導者張角在民間通過傳教動員起義，所宣傳的就是《太平經》，其組織號為太平道，在東漢社會的下層民眾中有非常大的影響。不論是張陵創立的“五鬥米道”還是張角創立的“太平道”，都是利用符籙咒水辟邪驅鬼等來為人治病，進而在下層民眾中組織起中國早期的原始道教團體。太平道的太平就是追求最大的均平，而“五鬥米道”的組織中高揚平等互助的精神，設立“義舍”、“置義米肉”，使“行路者量腹取足”。漢代道教與下層民眾有密切關係，在我們掃描秦漢時期編戶民的思想狀況時，不能不對道教的思想主張和追求特別關注，尤其是在傳統的正史史料和出土的考古新史料對下層民眾的思想層麵的東西極少涉及的情況下，關注以《太平經》為代表的道教思想，無疑必要。 《太平經》的作者據說是於吉，但從其內容龐雜，特別是有許多相互矛盾之處看，不應該成書於一人之手。值得重視的是，《太平經》中民本主義、平均平等思想占有重要的位置，如說：“治國之道，乃以民為本也。”特別是主張社會財富分配的平均主義原則，在解釋“太平”二字是說：“太者，大也，乃言其積大行如天，凡事大也，無複大於天者也。平者，乃言其治太平均，凡事悉理，無複奸私也；平者，比若地居下，主執平也，地之執平也……陰陽相得，交而為和，與中和氣三合，共養凡物。”突出強調“太平”二字本身就蘊含著平等、平均的內涵。在“此財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養人也”，“少內之錢財，本非獨以給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當從其取也。愚人不知，以為終古獨當有之，不知乃萬戶之委輸，皆當得衣食於是也”。又說：“人無貴賤，皆天所生。”“天地施化得均，尊卑大小皆如一，乃無爭訟者，故可為人君父母也。”認為天地之間所有生靈均擁有平等的生存權利，而財富均等則是天道自然的法則。《太平經》中還特別鞭笞為富不道的現象：“或積財億萬，不肯救窮周急，使人饑寒而死，罪不除也。”主張通過“調和平均，使各從其願”，以達到“皆自平均，無有怨訟者”的理想目標，反映了平均、平等的理想追求。 本來，中國古代的曆史從先秦轉入秦漢以後，社會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國家統一，中央集權，君主專製，這種高度專製集權的政治製度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為了長治久安，國家君主要極力保護這個基礎，最明顯的例證就是“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並兼之路”，起用酷吏，嚴酷刑罰，打擊那些危害小農，致使他們破產流亡的豪強，而廣大勢單力薄的編戶民一般來說也隻能可憐巴巴地把“五口百畝”、男耕女織、有飯吃有衣穿的這種最低生存權的保障，寄托在皇帝、朝廷、官府身上，即寄托在皇權主義的庇護之下，同時他們也把極為原始而樸素的平均主義的理想要求托付與皇權。維持社會穩定，維護小農經濟，可以說是平均主義和皇權主義的共同需要。 然而，政治經濟的發展，社會矛盾的現實往往是與下層民眾的理想追求相背離，他們建立在皇權保護基礎上的平等平均理想其實不過是幻想，是烏托邦的空想。皇權不但沒能滿足下層民眾可憐而又可悲的平等平均的要求，沒能庇護他們免於被貴族、官僚、豪強兼並的命運，反而往往是朝廷加在他們身上的賦稅、徭役、兵役等負擔加速了他們破產的厄運。隻有當皇權實在無法依附時，他們才不得不揭竿而起。而平等平均依然是他們的理想追求。 應該承認，處於皇權主義發展初期的秦漢時代，雖然發生了許多次下層民眾的反抗鬥爭，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就有三次，秦末的陳勝喊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漢末黃巾高舉“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大旗，這無疑是平等平均思想的強烈反應，但與唐宋以後農民戰爭的綱領口號相比，即與唐末王仙芝“天補平均大將軍”、北宋王小波“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南宋鍾相“等貴賤，均貧富”、明末李自成“均田免糧”等相比，平均主義的訴求特點似乎還不十分鮮明，不過這也是正常的，符合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 仍然需要指明的是，不論是秦漢時期農民起義的口號，還是唐宋明時期農民戰爭的綱領，都反映了下層民眾的平等和平均思想，反映了平均主義不僅僅是一種經濟上的訴求，更主要地還是一種政治上的覺悟，它很粗糙，又缺乏起碼的操縱性，但卻成為秦漢農民進行起義的思想武器。農民高舉平等平均的旗幟，攻打官府，反叛朝廷，但最終他們卻依然是皈依皇權，不管是起義成功還是失敗。從這種圓圈式的發展演進路徑，人們可以認識到平均主義與皇權主義的關係。 綜合以上幾個方麵的討論，可以看出，正是秦漢時期下層民眾中普遍存在的神秘主義的思想觀念、孝悌的法律化習俗、對富貴的理想期盼以及平均主義的思想追求，使得他們極易接受天人感應、陰陽五行、忠孝禮義等說教，極易信奉皇權神授、皇權天授等維護君主專製製度的神秘說教，進而崇拜和依附皇權，也從中滋生出通俗而粗糙的皇權主義的思想觀念，而正是這種通俗粗糙的皇權思想成為中國皇權主義異常強大的背景和基礎。
正文 第四節 皇權主義的基礎：編戶民思想觀念掃描（2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