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也說：
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並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製，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
秦始皇要用自己欣賞的法家思想統一天下人的思想，以達到全國的編戶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的“境界”，從實現統一集權，樹立皇權的絕對權威的目的出發，這種主張應該說是對的，但李斯過於極端的“焚書”辦法有問題，焚書坑儒不但沒有達到思想一統，維護皇權，鞏固統一的目的，反而成為秦朝二世速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秦朝君臣沒有實現的統一思想的理想後來漢朝君臣實現了，特別是漢武帝及以後的君臣真正實現了。如眾所知，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思想主張，董仲舒說：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比較一下韓非與董仲舒的說法，我們驚訝地發現，二者除了法、儒內涵的明顯差異外，統一思想的辦法主張，實際是頗為相似的，之所以前者失敗後者成功，漢代儒學之所以能成功地成為獨尊，筆者以為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漢儒用陰陽五行等數術方技，用讖緯等荒誕迷信對先秦儒學進行了改造，即充分利用了民間廣泛而長久存在的觀念信仰，儒學由於有了根植的土壤，即民間基礎，才得以深入鄉裏民戶。
比如說天人思想，其實這是上古民間長期普遍存在的觀念信仰。董仲舒說“天人之際，合而為一”。又說：
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
這些出於思想家的理論化的說法，在一定意義上不過是民間長期固有觀念信仰的歸納總結。可以說董仲舒和漢武帝以及後來的漢代君臣比較好地按到了民間傳統思想、觀念信仰的脈動，這是他們高明於秦始皇的地方。
秦始皇是過於狂妄自大了，他既不敬天也不祀神，和湘神鬥，和海神戰，就更不要說重視編戶民的思想信仰了，結果他失敗了。有學者估計，秦始皇的這種情況與整個秦文化“重人事輕鬼神”的特點有關，這恐怕是個可以繼續討論的問題。雖然出土於今天湖北的睡虎地秦簡中的《日書》較之出土於今天甘肅的放馬灘秦簡中的《日書》要豐富得多，明顯是融入了楚文化的結果，但是這兩種秦簡的《日書》內容基本是一致的，並沒有實質性的差別，所以秦始皇不敬天，不祀神，不理睬民眾信仰的原因，恐怕還是要從皇帝製度的初建及秦始皇個性特點找答案。
《日書》是古人選擇時日，占驗吉凶的生活實用手冊，類似於今天民間仍有影響的黃曆。最近幾十年考古發現的戰國秦漢簡帛中，包含有豐富的《日書》材料，其中所記載的基本都是生活在社會基層鄉裏的編戶民的日常生活瑣事，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基本與國家政治大事無關，然而平平常常的生活凡事，《日書》中並沒有直白地道出，而是把日常生活的各種事情與陰陽五行聯係在一起，使簡單生活小事也變得頗為神秘。如其中關於栽培農作物的宜忌：
五種忌，丙及寅禾，甲及子麥，乙巳及醜黍，辰麻，卯及戌叔（菽），亥稻，不可以始種……
正月申，四月寅，六月巳，十月亥，是胃（謂）地杓，神以毀宮，毋起土攻（功），凶。
月中旬，毋起北南陳垣及背矰（增）之，大凶。
四月丙午，是胃（謂）召（招）託（搖）合日，不可垣，凶。
四月酉，以壞垣，凶。入月十七日，以毀垣，其家日減。
春三月毋起東鄉（向）室，夏三月毋起南鄉（向）室，秋三月毋起西鄉（向）室，冬三月毋起北鄉（向）室。以此起室，大凶，必有死者。
宜忌與時月、旬日、幹支相連。《日書》中的宜忌特別多，從種莊稼到蓋房子，從婚嫁到居行，各種行為都受到忌俗的製約。從《日書》來看，人本身主宰不了人事，一切皆由天定，人們隻能遵從天命。所以漢代思想家張衡說：
世俗信禍祟，以為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歡笑，皆有所犯。起功、移徙、祭祀、喪葬、行作、入官、嫁娶，不擇吉日，不避歲、月，觸鬼逢神，忌時相害。故發病生禍，芣法入罪，至於死亡，殫家滅門，皆不重慎，犯觸忌諱之所致也。
趨祥避災選時擇日的天人感應觀念，在秦漢時期是社會上層下層都普遍存在的。如《史記·日者列傳》記載：
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製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看來皇帝與編戶民在這一點上沒什麼區別。
除了天命、神鬼、宜忌之外，傳統文獻史料以及出土的《日書》中還反映出陰陽、五行等思想觀念在編戶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影響。如睡虎地秦簡《日書》中載：
金勝木，火勝金，水勝火，土勝水，木勝土。
東方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中央土。
甲乙有疾，父母為祟，得之於肉，從東方來，裹以桼（漆）器。戊己病，庚有閑，辛酢。若不酢，煩居東方，歲在東方，青色死。
丙丁有疾，王父為祟，得之赤肉、雄雞、酉（酒）。庚辛病，壬有閑，癸酢。若不酢，煩居南方，歲在南方，赤色死。
戊己有疾，巫堪行，王母為祟，得之於黃色索魚、堇酉（酒）。壬癸病，甲有閑，乙酢。若不酢，煩居邦中，歲在西方，黃色死。
庚辛有疾，外鬼傷（殤）死為祟，得之犬肉、鮮卵白色，甲乙病，丙有閑，丁酢。若不酢，煩居西方，歲在西方，白色死。
壬癸有疾，母（毋）逢人，外鬼為祟，得之於酉（酒）脯修節肉。丙丁病，戊有閑，己酢。若不酢，煩居北方，歲在北方，黑色死。
陰陽五行的思想觀念不但指導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宜忌擇日，更重要的是規範人們的尊卑貴賤，確定人們的社會位置和彼此間的等級關係。正是有民眾這種觀念信仰作為基礎，才使得漢儒們以天人感應、陰陽五行、鬼神宜忌的普遍觀念改造先秦儒家的思想學說時，就比較容易被處於社會下層的編戶民所接受。比如從陰陽思想導引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政治和社會原則，又比如王莽、劉秀者流為了代漢，為了當皇帝，為了爭得天下人的支持或者起碼是認可，就要造祥瑞、編讖言，也是按準了漢代社會的思想脈動。根植於民間的統治思想才真正是社會化的思想，它對一個時代的習俗風尚的形成有著不可估量的重要影響。漢代儒學與迷信結合成為社會性的習俗，幾乎無人能夠脫俗，王充是漢代唯物主義第一家，反讖緯鬥士，但其大講命定骨相：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失其富貴]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
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為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難得]，難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可）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知寡德薄，命善，興而超踰。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
張衡在奏疏中也是一方麵抨擊讖緯，一方麵又宣傳卦候風角，曰：
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曆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複采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於永建複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勢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曆、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征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
像王充、張衡這些大思想家大學問家都不能例外，一般的儒生方士就更不用言及，他們或大講天文讖記，或推言數術卦候。另外，在出土的當時的磚石、瓦當、銅鏡、墓刻中也有豐富的陰陽五行、神仙方術的內容。比如像漢代的銅鏡頗能反映當時人們的觀念信仰，銅鏡一般是仿照天象而製造，周邊鑄有天幹、地支、四神、八卦、二十八宿等名稱，另外還有表現人們理想的銘文。如河南新野縣出土的一麵漢代銅鏡，上麵有銘文曰：
池氏作（竟）鏡大毋傷，天公行出樂未央，左龍右虎居四方，子孫千人富貴昌。
中國曆史博物館收藏的銅鏡拓本中，有一件博局鏡銘文：
新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清且明，左龍右虎為，朱雀玄武順陰陽，八子九孫治中央，刻具博局去不羊（祥），家常大富宜君王。
短短的銘文不但反映出時人的富貴理想，甚至還隱含著君權觀念。
統治者神化皇權，是由於民間本身就有神鬼的觀念，統治者搞天人感應，是因為民間有著深厚的敬天祀鬼傳統，民間普遍的鬼神信仰是統治者天命、神授、符瑞、讖緯、五德轉換、皇權神授等等宣傳發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礎。皇權既神授又可及，前者源於對天、神、鬼的崇敬，後者則與家國同構、君父相連、忠孝一體的文化特點有關。
眾所周知，漢代以孝治天下，應該說這有其特殊的原因，那就是五行思想、五德終始學說的影響，即漢為火德，而火德為孝，如東漢荀爽所說：
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為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為火，在天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製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
家中強調父子長幼之別，不在意對錯之分，孝敬家長關鍵在於順從其意。
由家及國推而廣之，對君主的忠順也是一樣。孔子說：
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漢人則進一步說：“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舉孝廉”是漢代最主要的察舉科目，利用教育教化、簡賢任官，將孝的觀念引入治國，引申為忠，宣傳灌輸忠孝觀念以達到掌控全體編戶民思想的目的。為此甚至又把忠孝由道德引入法律，獎勵孝與懲罰不孝並重，不符合孝的言行做法不僅僅是不道德，而且被視為是不法犯罪，即國家以“不孝入罪”，這是重視孝到極致的一種表現，對於不孝行為，是法律重點要打擊懲處的。如西漢時期，楊敞、霍光等大臣在奏疏中曾說“五辟之屬，莫大不孝”，東漢肅宗孝章帝於詔令中也說：“《甫刑》三千，莫大不孝。”由於傳統文獻史料主要記載的是當時社會上層的事情，許多時候會牽涉到政治鬥爭，一般來說不孝之罪都要判死刑，甚至是“極刑”，如前所述西漢美陽女子告子不孝一案：
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為妻，妒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
《二年律令》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土的張家山漢簡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有關西漢前期的法律文書，其中包括了懲罰不孝的原始法律條文。如：
子賊殺傷父母，奴婢賊殺傷主、主父母妻子，皆梟其首市。
子牧殺父母，毆詈泰父母、父母、叚（假）大母、主母、後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棄市。
賊殺傷父母，牧殺父母，歐
詈父母，父母告子不孝，其妻子為收者，皆錮，令毋得以爵償、免除及贖。 殺傷大父母、父母，及奴婢殺傷主、主父母妻子，自告者皆不得減。 總之，家國同構、君父相連、忠孝一體，正是在這樣的一種思想觀念製約下，編戶民崇拜敬畏皇權，輕易不敢違忤君主，更難以直接與皇權對抗。 編戶從國家的戶籍製度逐漸演化為居民的本性，正所謂“安土重遷，黎民之性”。著籍編戶，納稅服役，這是君主專製下良民的標誌，脫離戶籍謂之“亡命”，是秦漢國家極力打擊懲處的對象，是“七科謫”之一，是國家懲罰性戍邊的首發人群之一。編戶本來是專製國家規製的管理社會的一種製度，長期實行的結果，化成了編戶民的本性，不僅在正史，在秦漢時期的詩文中也有生動的反映，如：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裏，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麵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複道，努力加餐飯！ 這是古詩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古詩十九首中還有許多類似的詩句，反映的都是對安居生活的讚美和追求。安土重遷是皇權政治下編戶民思想觀念的主要特點。 編戶民的皇權思想雖然不像貴族官僚、士大夫思想家那樣的係統完備、精深複雜，構成所謂的理論、學說等，而是簡單粗糙，但是二者孕育和生長於同一個土壤基礎，而當皇權主義不僅僅是君主的思想、統治者的思想、士大夫的思想，而是泛化為廣大編戶民的思想，被社會普遍接受之後，它就不再是一種精致的學說，而是成為一種社會性的政治思想文化，它看似簡單粗糙，不如士大夫的思想那麼完備精致，但其作用影響卻要大得多，也深遠得多。 承認皇帝的最高權力，承認皇權的合理性，因而服從、接受、效力，甚至崇拜、依附，這是編戶民皇權主義的一個方麵的表現形式。 二、秦漢時期編戶民對皇權的追求和覬覦 編戶民皇權主義再一個方麵的表現就是對皇權的羨慕、覬覦、經營和替代，從陳勝“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驚世呐喊，到劉邦“大丈夫當如此”的喟然感歎，再到黃巾起義軍“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宣言，都是這種思想的反映。 從更宏觀的世界曆史範圍考察，農民起義領袖不一定都有當皇帝的要求，如歐洲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領袖，就很少有想當皇帝、國王的。金觀濤、劉青峰在《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一書中就談到這一點：“歐洲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領袖，很少有想當皇帝的。西歐早期農民起義的目的與口號是：恢複公社自由，恢複氏族神；反對封建化農奴化。公元841~842年，查理帝國內薩克森農民起義，他們的口號是‘照往昔一樣地生活’，希望恢複村社製度。西歐封建社會中後期的農民起義、主要是反對農奴製度，要求歸還土地。1381年，英國農民起義規模相當大，英國四十個郡中有二十五個郡參加了起義，起義軍在泥瓦匠窩特·泰勒和下級教士約翰·保爾的領導下，甚至一度攻占了首都倫敦，英王查理成了階下囚。但是義軍中並沒有人想當皇帝，隻是殺了一批貪官汙吏，要求廢除農奴製，把教會土地分給農民。1476年德國漢斯·貝海姆起義，戰鬥口號是‘從今後不應再有皇帝，亦無諸侯，亦無教皇，亦無其它教會官廳或世俗官廳’。當然，歐洲農民起義也不是沒有皇權主義，如沙俄普加喬夫領導農民起義時，詐稱是葉卡特琳娜二世的丈夫彼得第三，因受其妻暗算而逃亡。但農民起義首領自稱為皇帝的現象是極為罕見的。”而中國農民起義領袖普遍都想要當皇帝，中西方曆史的這種差異的原因是什麼？金、劉認為在於社會結構不同，中國家國同構，忠孝一體……（農民）在家庭中往往又是封建家長，享有父權、夫權；而家庭又是國家組織的同構體，孝親和忠君同構，父權與皇權相對應；因此，中國農民從封建家庭生活中可以獲得國家組織原則的精神要素，從而很容易理解和接受以皇權為中心的國家政權形式；在農民大起義時，農民也會以家庭組織形式為模板，建立以宗法家長製為組織原則的政權，這種政權由於同構效應，極易轉化為以皇權為中心的政權。金、劉的分析應該承認是深刻的，“家國同構，忠孝一體”的社會結構是中國農民普遍想當皇帝，也能夠當皇帝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筆者認為還與以下幾個方麵因素有關。 首先，也是社會結構問題。秦漢時期編戶民具有皇權思想，敢於想入非非，與當時雖然是等級製社會，但其等級結構是流動而不凝固的社會狀況有關。秦漢時期整個等級構成是穩定的，但具體到每個人的等級身份是可以變動的，如官、爵是確定人們等級的主要依據，而編戶民可以通過多種途徑獲得官、爵。秦代就存在以軍功入仕、以客卿入仕、以吏入世、以通法入仕、以告奸入仕、以才俊入仕、以幸入仕等，漢代的仕路則更寬，察舉、任子、征辟、薦舉、學校課試、納貲等，其中僅察舉製就包括了孝廉、茂材、賢良、文學、明經、明法、明陰陽災異等等。獲得爵位的途徑也很多：因功、因親、因幸、因貲等。當時有多種渠道可以改變人們原有的等級身份，等級之間充滿了人員的流動。存在決定意識，等級之間的流動造成人們等級觀念不強，並因此也活躍了人們的思想和追求，人們不認為眼前的等級身份是固定不變的。這種可變的思想主要源於和始於春秋戰國以來的變革，血緣宗法製、貴族世襲官吏製的弱化，任賢使能的官僚製的發展，普通的庶民黔首、編戶民不但可以為官占爵，而且可以出將入相，沿著這樣一個思維範式推演，稱君稱王當皇帝，自然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秦漢時期，劉邦、劉秀均龍興民間，李斯、韓信、陳平、周勃、公孫弘等布衣將相更是不可勝數，後妃外戚的情況愈加明顯，文帝竇後、武帝衛後、李夫人、宣帝許後、成帝趙後等均出身低微，所以清人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專辟《漢代後妃多出低賤》一目。秦漢時期等級的流動性和等級觀念的不嚴格性，造成了編戶民王侯無種、自可為之的觀念理想。 再者是秦漢時期下層民眾中廣泛的政治參與意識。說來很奇怪，秦漢時期是典型的君主專製社會，沒有什麼民主政治可言，但是一般的老百姓卻對政治，對社會上層的事情頗為關注。如《史記·陳涉世家》記載，“嚐與人傭耕”的陳勝吳廣等這些編戶閭左們，對秦朝上層統治者內部的關係，即矛盾鬥爭就頗為了解。陳勝說： 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也，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 扶蘇以數諫故，上使外將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公子扶蘇、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 吳廣也認為是這樣。而陳勝吳廣等人的信息和當時秦朝宮廷內部的情況是完全相符的，可見他們對當時政治的關注，並加以利用，實際是參與到秦末政治鬥爭之中。 又據《史記·劉敬列傳》載，婁敬是從齊地前往隴西的一名普通戍卒，途經洛陽時，毛遂自薦於漢高祖，勸其遷都秦地，說：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鬥，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 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之後他又建議與匈奴實行“和親”，均被劉邦采納，後來的曆史發展證明婁敬的建議是對的，其本人也在這種政治參與中得到了拜官封爵的好處，應該說這種結果也正是下層民眾政治參與的目的之一。 在秦漢史料中有比較豐富的民諺、民歌、民謠，反映出當時多層麵的社會生活，其中有相當數量的謠諺是與政治相關的，雖然不能說這些民謠民諺均出自下層民眾的創造，但其中有些是與民間有關的，即便有些出自官僚士人之手，但也往往由於受到民間的重視和傳唱，謠諺才得以廣泛流傳，發揮巨大的政治效應。略舉一些，以示秦漢社會中民眾政治參與的又一表現形式。 衛子夫立為皇後後，其弟衛青以大將軍封為長平侯，四個兒子全部封侯，甚至有的還在繈褓之中，衛氏家族貴震天下，故天下歌之曰： 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這首歌謠既反映出民眾對衛氏家族的羨慕之情，也表現出對皇權專製下外戚無原則富貴的不滿和諷刺。 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嚨胡。 東漢元嘉年間，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延及並、冀，極大威脅到老百姓的生活和生命。失敗的戰爭破壞了生產，男人去打仗，小麥多委棄，隻有婦女在獲刈。“吏買馬，君具車”，是說調發重及有秩者，“請為諸君鼓嚨胡”，是說人們不敢明言，隻能私咽語。歌謠表現了人們對漢桓帝時期政治腐敗下對羌戰爭失敗和負擔的強烈不滿。 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 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這是兩首非常著名的謠諺，諷刺和抨擊的是外戚擅政和宦官專權下仕途的黑暗和政治的腐敗。 這些流行於民間的歌謠，如果皇帝、朝廷、官府等統治者對其置之不理，那會直接影響到民眾關注政治和傳播謠諺的積極性，而實際的情況恰好不是如此，統治者對此非常重視，民間謠諺一方麵成為他們修訂政策，以順應民意的依據，另一方麵也成為包括皇帝在內的貴族官僚們利用來進行政治鬥爭的工具。 漢文帝是曆史上的好皇帝，但曆來有人認為他具有虛偽的一麵，特別表現在對其兄弟淮南王劉長的問題上。劉長謀反當誅，文帝如果按國法將其殺掉，也沒什麼好說的，但他卻以“朕不忍置法於王”而將其流放，劉長受不了囚解流放的恥辱，在流放途中劉長自殺而死。這其實應該是漢文帝希望的結果，既無殺弟之責，又得除患之惠。但其後民間卻廣泛流傳一首民謠： 一尺布，尚可縫；一鬥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文帝聞之後曰： 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 文帝是否貪淮南王國之地是個比較隱晦的問題，但文、景、武三代君主致力於削弱諸侯王勢力，包括縮小王國轄地，削奪諸侯王權利，則是沒有疑義的問題。這首民謠成為一種社會輿論，促使漢文帝最終沒有把淮南國的土地收歸漢朝廷，而是遷“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諡淮南王為厲王，置園複如諸侯儀”。 王莽作為知識分子出身的政治家，深諳民間輿論和社會思想的作用影響，在其掌權、攝政、代漢、稱帝的發展過程中，不但製造了大量的符瑞讖語，也有大批的民歌、謠諺，史書記載說： 風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 估計歌謠要有上千首之多。 秦漢史料中還有大量吏民上書言事的記載，成為下層民眾參與政治的重要表現形式。如： （第五倫）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征，老小攀車叩馬，啼呼相隨，日裁行數裏，不得前。倫乃偽止亭舍，陰乘船去。眾知，複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 當然漢代規模最大的吏民上書還要數王莽專權時期，史載漢平帝元始五年夏四月： 吏民上書薦莽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卿見者皆叩頭言，宜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詔策加莽九錫之命。 由於漢代吏民上書的普遍性，甚至成為一種受法律規製的製度，據《漢書·藝文誌》記載，漢朝律法中規定： 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不論是民眾傳播民歌謠諺，還是吏民上書言事，都是編戶民政治參與意識的反映，是下層民眾曲折地參與到國家政事和上層政治鬥爭之中，他們或從中體驗到自身的力量和影響，或受到統治者的獎賞，拜官賜爵，得到一定的政治經濟利益，因而更增強了對政治的熱情，對權力的熱情，對富貴的渴望和追求。 秦漢時期編戶民的政治參與意識，從崇拜皇權到覬覦皇位，是與他們追求富貴的思想有著密切關係的。當時人的主要幸福指數就是富貴，而富一般說主要源於貴，是和所具有的權力成正比的，而最大的富貴來源於最大的權力，那就是皇權。一般來說把希冀富貴的普遍思想變為追求社會最高權力皇權是一種質的突變，在這個過程中往往有知識分子、文人士大夫的幫助，點撥提醒，獻計獻策，規劃經營，幫助農民起義領袖實現這種突變，即奪取皇權。農民起義領袖一旦當了皇帝，這些策劃經營者也就拜官封侯，同樣實現了富貴的理想。拜官封爵的他們與當了皇帝的農民起義領袖後來實現了看似兩種不同程度的富貴，但其思想基礎是一樣的，同樣屬於覬覦經營皇權的結果。西漢初年是布衣皇帝加布衣將相，東漢初年也是以河南河北為主體的非身份性編戶民地主成為“中興”權貴，就這一點來說，兩漢皇權出自編戶民。 秦漢時期盡管如前所述，在下層民間普遍存在天命神鬼觀念，存在敬天祀鬼的傳統，而處於社會上層的統治者則神化皇權，搞天人感應，千方百計地利用符瑞、讖緯、五德轉換等等宣傳皇權神授，但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特點還是重人事輕鬼神，早在春秋時期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子產就說： 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 孔子也說：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所以統治者搞天命、符瑞也好，搞讖緯、陰陽五行也好，其實並不能使人們篤信天授皇權的絕對，反而是這些做法經常成為覬覦皇位者的工具。陳勝、吳廣是這麼做的，王莽、劉秀也是如此辦的。 秦漢時期編戶民的政治參與意識，還與先秦時期的民本思想和原始的民主政治的迤邐影響有關。早在氏族時代，特別是有後來文獻所描述的炎黃二帝及堯舜禹時期，中國存在原始的民主政治，據《尚書·洪範》記載，“（周武）王訪於箕子”，問“稽疑”，箕子認為“有大疑”時，不但要“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卜筮”，而且要“謀及庶人”。西周時期，以周公旦為代表的統治階級又從亡殷的教訓中看到民眾民事的重要性，春秋時期更是形成了重人事、重民事的思想，形成了“以民為本”、“以人為本”的人文思潮，成為儒家民本思想的濫觴。春秋以前的曆史，特別是夏朝以前的氏族部落時代距離秦漢已經比較遙遠，但由於古代文化典籍的代代傳承，特別是儒家為主體的諸子思想的大力傳播，使那些古老的故事還影響著秦漢社會中普通民眾的思想，特別是儒家極力宣揚的“民惟邦本”的民本論、民主傳賢的“禪讓製”、堯舜禹以匹夫君臨天下的誘人故事等，即便是在民間，知曉度也是很高的。 禪讓思想是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內容，它包含幾個重要的思想點： 一是天下為公；二是傳賢，賢德是為天子的條件；三是隻要賢德，天下人均有作天子的平等權力。如孟子就說：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 而前些年出土的郭店竹簡中的《唐虞之道》也集中反映了儒家傳統的禪讓思想。 何謂禪？其文中曰： 芻（禪）也者，上直（德）受（授）茲（賢）之胃（謂）也。 就是說堯舜禪讓，即禪位於賢人舜、禹而不傳其子丹朱、商均的原因在於主張和堅持尚德授賢，《唐虞之道》極力讚揚“禪而不傳“的精神，認為是“聖之盛也”。 堯不傳子而禪讓天下於匹夫舜，舜不傳子而禪讓天下於匹夫禹的故事，不僅僅是儒家津津樂道的“聖之盛也”的聖賢盛事，也是諸子百家普遍認定的曆史事實，隻是有些陳述略有差異。如韓非子說：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 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流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 堯舜禹禪代的故事，既是堯舜大公不私傳賢的故事，更是舜禹由匹夫變為天子的故事，這個故事在極力張揚尚德傳賢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拉近了天子與匹夫的距離。天子可以為匹夫，匹夫亦可為天子，這種思想不僅成為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而且也普遍存在於諸子的言論之中，同時也被曆史所接受，並不斷地續寫匹夫變為天子的曆史新篇章。如《呂氏春秋·木生》說： 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惛；此之謂全德之人。 同書《首時》又曰： 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可離。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時。時至，有從布衣而為天子者，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有從匹夫而報萬乘者，故聖人之所貴唯時也。 《慎子·慎子佚文》曰： 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為天子而退為匹夫。 《莊子·盜蹠》引子張曰： 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 又《孔叢子·居位》載：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複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而《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引孔子曰： 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取舍與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於其身，躬為匹夫而願富，貴為諸侯而無財，如此則可謂賢人矣。等等。 匹夫天子的思想充斥了諸子百家的言論中，這就告訴人們匹夫是可以成為天子的，而這必然影響到整個社會對匹夫為天子的想入非非，那麼熟諳秦王朝宮廷內部鬥爭狀況的陳勝，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親眼目睹了千古一帝秦始皇風采的劉邦，感慨道“大丈夫當如此矣”，就是自然而不用驚訝的事情了，因為人人都有成為天子的權利和可能。後來司馬遷寫《史記》，給了陳勝很高的曆史地位，將其列入《世家》，無疑是對其“王侯無種”思想和行為的認可，而且是作為曆史學家的更為理性地肯定了這一曆史現象的合理性。 宋代大思想家朱熹說“人皆可為堯舜”，又說： 然則人皆可為堯舜，此孔孟所以闡降衷之閫奧，而程氏所以有合於孔孟也。 而堯舜禹正是匹夫天子的楷模，如古人所曰： 堯為匹夫，不能使家化，至南麵而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未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也。 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 “人皆可為堯舜”，就是人人都可以做王、做皇帝，匹夫皆可以為天子。實際上漢代人就已經把這二者密切地聯係到了一起，比如像眭弘就是如此做的。據史書記載： （西漢）孝昭元凰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複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複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複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複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裏，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 把堯舜禪讓的古老故事與當時社會中的匹夫為天子的實際結合了起來。 其實，就匹夫為天子而言，不論是從思想上看，還是從實踐上看，都在中國數千年王朝興替的曆史中不斷地出現，這就更強化了全社會，包括編戶民在內的皇權思想。不管是如劉邦者流的少數成功者還是像陳勝一樣的廣大失敗者，無數編戶民均做過皇帝夢，這已經成為中國傳統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的重要特點和亮點，這種現象被大多數人承認，編戶匹夫自不用說，就是處於社會上層的政治家思想家們也不例外，甚至包括一些皇帝君主也不能夠否定其自然性與合理性。如清太宗就說： 豈有一姓受命，永久不移之理乎？天運循環，無往不複。有天子而廢為匹夫者，亦有匹夫而起為天子者。此皆天意，非人之所能為也。 匹夫有大德，可為天子；天子若無德，可為獨夫。 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運循環，幾人帝，幾人王，有未成而中廢者，有既成而複敗者。豈有帝之裔常為帝，王之裔常為王者哉？獨不觀遼金元亦曾君臨天下，後複轉而屬之明。可見皇天無親，善則培之，否則傾之，乃不易之理也。 總之，秦漢時期的編戶民深受先秦以來思想文化傳統和當時政治製度的深刻影響，普遍具有皇權主義的思想，既崇拜依附皇權，又渴望覬覦皇位。本來編戶民是處在一家一戶為單位的獨立分散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之下的，是不易於組織在一起從事爭奪皇位的鬥爭的。但是，編戶民製度下的力役製度，即國家通過各種徭役和兵役的征發，把本來分散的編戶民集中到了一起，客觀上幫助了他們進行組織，最典型的例證就是陳勝吳廣等九百戍卒在大澤鄉的揭竿而起。此外天災人禍也會引起編戶民脫離戶籍，亡命流徙，這些人所彙集成的流民潮，也往往為編戶齊民組織起來，為反對官府、朝廷和皇帝提供了便利。而在這種成千上萬人彙集一起的氣場中，原本就在人們頭腦中隱約存在的“人皆可為堯舜”、“匹夫皆可為天子”的思想，就會產生更大的作用和影響，就會變為實際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