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武則天也有不少消極的行為。她信圖、崇佛教、建寺院、築明堂、造天樞、鑄九鼎，浪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打擊政敵的過程中也不免濫殺無辜。官吏大增也必然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在她統治時期盡管社會經濟有所上升，但逃戶問題已經日益嚴重，府兵製開始走向破壞。武則天重用武氏宗室武承嗣、武三思、武攸緒及武攸寧等人，並大封武氏宗人為王。大臣吉頊等人深以嗣君之選為慮，武則天也感到作為女子，死後隻能入李家宗廟享子孫祭祀，所以接受臣下建議，於聖曆元年（698）迎還廬陵王李顯，複立為太子。武氏晚年寵愛男妾張昌宗、張易之兄弟，二人狐假虎威，作威作福。神龍元年（705）正月，張柬之、桓彥範、崔玄、敬暉等人聯合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發動政變，誅殺二張，逼則天退位，迎中宗複位。中宗上尊號為則天大聖帝，後人因稱她為“武則天”。同年十一月去世。
武則天又是一個治國安邦的能手。她反對戰爭，主張休養生息，但涉及主權、國土問題也決不猶豫、果敢用兵。用人不拘一格。
用人：
武則天在位時曾幹過一些蠢事，如任用酷吏、陷害無辜、大肆佞佛、到處築寺造像、虛耗國庫等，曾受到曆代史官的猛烈抨擊。但是，縱觀曆史，武則天掌握朝政近半個世紀，上承“貞觀之治”，下啟“開元盛世”，雖統治階級的上層常常處於混亂和內鬥狀態，但正如後人評論的那樣，亂上而未亂下。當時社會較為安定，經濟、文化發展較快，人口也迅速增加。武則天握權前夕的652年，全國有380餘萬戶，武則天去世的705年，已增加到615萬戶。此時的唐王朝，疆域寬廣，國家免於內憂外患，民族關係總體上趨於正常，中外交往涉繁。武則天在位期間之所以能取得這些政績，是跟她開明的用人之道分不開的。
武則天大量啟用庶族地主知識分子，堅決打擊手握重權的士族官僚。武則天通過唐高宗下詔修改《氏族誌》為《姓氏錄》，修訂《姓氏錄》的原則是，“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因此，許多通過軍功獲得五品官者，都被列入士族，門閥舊族在《姓氏錄》中雖然有名，但他們卻不能不與被他們瞧不起的軍功官僚並列，這實際上是降低了他們的身份。
武則天為了監察百官，在朝堂放置銅匭，以收受告密信件。這種銅匭，大概是後代常用的檢舉揭發箱的始祖。武則天同時詔令各州縣，凡有欲進京告密者，州縣給予驛馬和五品官的待遇，送其盡速來京，並不得詢問告密內容。凡來告密者，無論達官貴人，還是農民樵夫，一律接見。
武則天破格用人，並進一步發展科舉製度。在貞觀二十三年中，錄取的進士共205人，但在高宗和武則天統治的五十五年中，據徐鬆《登科記考》錄取進士達1100餘人，平均每年錄取人數較貞觀時增加一倍以上。科舉的考生，一是來自學館，叫“生徒”，一是來自州縣的推薦，叫鄉貢，或貢生。以往，州縣的奏呈，總是把貢物開列在前麵，而貢生則寫在後邊。武則天把貢物與人材的關係倒置過來，把貢生放在首位，以示朝廷更重視人才。她做了皇帝，親自考問舉人，破格錄用，稱為“殿試”。又增開武科，擴大選官的範圍。武則天廣開科舉，仍恐埋沒人才，又詔令臣民皆可“自舉”，有所專長，均可錄用。這樣還不放心，又派出使者四出網羅，致使確有才能的一些落第舉子、鄉村教師，也被選拔來做官了。武則天選官雖濫，但隻要發現不稱職的，就立即廢黜甚至誅殺，務取真才實學之輩。如所選用的宰相狄仁傑，是有名的賢相。唐玄宗開元年間的名臣姚崇、宋璟、張九齡等，都是在武則天時被提拔起來的。因此，唐朝宰相陸贄讚揚武則天的用人時說“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
相傳，武則天在看到駱賓王撰寫的《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時，非但未痛罵駱賓王，還非常惋惜地說：“這樣的人才，怎能使之流為叛逆！這是宰相的過錯啊！”駱賓王是“初唐四傑”之一，時與王勃、楊炯、盧照鄰以詩文齊名，一生仕途坎坷，鬱鬱不得誌，其詩文亦多悲憤之詞。在《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中，駱賓王辱罵武則天“穢亂春宮”、“豺狼成性”、“殺姊屠兄，弑君鴆母”，語言可謂尖刻狠毒，然武則天卻以如此胸懷去對待，實在是了不起。
武則天經曆了大唐王朝由始至盛的全過程，在她的治下完成了貞觀之治到開元之治兩大盛世的過渡。在這個過程中間，武則天展示了她做為中國曆史上獨一無二的女皇帝特殊的統治才能，並取得了前無古人的政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