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討卓行動，由於袁紹無能，袁術作亂，遂以四分五裂告終。曹操氣得直罵：“豎子不足為謀！”也是對這些沒有真本事的名門子弟的徹底唾棄。他在《取士毋廢偏短令》裏強調：“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士有偏短，庸可廢乎！”他之所以特別強調唯才是用，不講德，不講資，也不講出身和成分，是有他的針對性的。
按他的意思，如果是老鼠的兒子，有打洞之長，也要起用。他的一生中，招降納叛，不咎既往，大膽使用從敵對陣營投奔過來的文臣武將，不可勝數。譬如他對捉住的關羽，那樣地隆重禮遇，恐怕此前此後的領導人，都很少有他這樣的氣魄。但另一方麵，他在對付皇帝、貴族、豪強和士族的代表人物，則是不遺餘力地予以打擊。在《誅袁譚令》裏聲言：“敢哭之者，戮及妻子。”將袁紹、袁術這個名門望族，一點也不留情地斬盡殺絕。在《宣示孔融罪狀令》裏說：“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雖肆市朝，猶恨其晚。”從輿論上把這個大知識分子搞臭。在《賜死崔琰令》裏說，“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殺一儆百，也等於對整個士族集團的整體警告。一直到他臨死前的建安二十三年，都城許昌發生一次由士族不滿分子發起的動亂，他又瘋狂地加以鎮壓，幾乎夷滅了全城的豪貴。從而為他兒子接他的班掃清了障礙。
曹操對孔融、崔琰的耿耿於懷，除了是政治上的反對派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由於山東孔姓，河北崔姓是當時有影響的大士族。打擊他們，等於打擊這個階層，也是對龍生龍，鳳生鳳這種老調子的否定。
但是，他絕沒有想到，他的兒子曹丕上台後，強調門閥的九品中正製，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老調子重又彈起。因為等級的尊卑，是維護封建統治的精神支柱。到了兩晉、南北朝，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琅琊臨沂王氏，陳國陽夏謝氏，以及山東崔氏，吳郡陸氏等，就憑他們的姓氏，便是財富的象征，政治的資本。甚至北朝的一些異族君主，都想通過與華族的婚姻，來改變自己的夷狄身份。直到隋唐，門閥之風才漸漸式微。劉禹錫的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便是一曲沒落戶終結的挽歌了。
但也不禁奇怪的是，進入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本求平等的目標，忽然在一個時期內，又被階級出身以定高低的“血統論”代替，紅黑五類之分，也曾甚囂塵上。由此不難看到，古老的已成曆史垃圾的幽靈，常常於不期然中，會被人重新撿起，以“革命”的名義借屍還魂。有些深通馬克思主義者，也難保腦袋裏沒有一絲封建殘餘，這也許便是老調子總唱不完的道理了。
這也無礙人們的前進步伐，現在的南京城裏，不僅王謝的尊貴府邸找不到，恐怕連等級森嚴的朱雀橋和烏衣巷，也將隨城市新建而成為史實。在這兒生活著的普通人，一定會營造自己新生活的歌，這是必然的事情。因為，每個時代總有它自己的聲音，那種悖謬的陳腔老調，大概早晚要畫上休止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