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後來的中國人，講究氣節，講究到偏執的程度，就過分了。若從這個角度，關羽哪怕有一絲動搖，都屬於叛變行為。應該在土山上殺身成仁，馬革裹屍，誓死捍衛，抵抗投降。所以，張飛把關羽殺掉，絕對是可能的。試想，在文革期間，那些造反派認定，凡曾在白區工作過的，都是叛徒，不是叛徒才怪，多少人為此關進牛棚，飽受淩辱，屈打成招，含恨而死，便是這種極端偏執的思想所造成的。那當然是絕頂荒唐的邏輯，可一時間卻成了十分正經的革命行動。
所以，到了元末明初，羅貫中寫《三國演義》時，對關羽降曹這一節操問題，就頗費周章了。因為寫小說的時候，國人已經到了被禮教束縛得快要窒息的地步。連婦女都“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地釘在貞節牌坊上了，何況反臣賊子，叛兵降將乎？於是把東漢建安年間不是太當回事的事，弄得嚴重化了。
這樣，羅先生下筆時躊躇了，若是痛批狠揭，聲討問罪，必有損關羽的正麵人物形象。若是隻字不提，也難說得過去。於是想出了一個降漢不降曹的似乎義正詞嚴的借口。這當然是自欺欺人，漢即操，操即漢也。
為什麼後來的中國人，就格外地不能寬容呢？因為封建禮教窒息得國人，幾無一點思想自由，而不能自由思想的人，必失去大度，易趨向極端，凡事絕對化，看問題形而上。於是，這種自我桎梏的人，對別人缺少最起碼的諒解，同情和信任，隻有猜忌和警惕，隻有懷疑和恐懼，圈子越來越小，視野越來越窄，朋友越來越少，敵人越來越多。最後，甚至要求百分之百的純淨，於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隻能逼使更多的應該團結的人，走向自己的反麵。
司馬遷為被圍而降匈奴的李陵，向漢武帝反映了貳師將軍救援不力，不得不敗的真話，結果受了宮刑，關進蠶室。從此，誰也不敢為這些敗而不以一死來殉國的人多說一句話。
大是大非，當然是應該涇渭分明，否則還有什麼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的區分呢？但是，若偏執到全憑意氣用事，疑慮到不講實事求是，狹隘到人皆為敵的程度，那麼，《古城會》將以關老爺人頭落地的結果告終。回顧曆史，甚至不久以前的文革，這種不死於真正的敵人手裏，而被自己人殘害的悲劇，難道還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