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好比一座出將入相的舞台，生旦淨末醜，各類人物都是少不了的。所以，耍筆杆子的，自然也要走出來亮一亮相。尤其中國是一個文化古國，翻開二十幾史，文化人在這個舞台上，還是少不了的角色。古往今來，沒有文人這個行當，還是真的要少了許多熱鬧。所以，文人很像凡中藥方裏都有的甘草一樣，多一分不嫌多，少一分也不嫌少，但完全沒有這味藥，君臣配伍就要成問題，文化人就是要起這樣一個點綴角色的作用。
在有皇帝的封建社會裏，歌舞升平的隨班唱和啊，文修武治的山呼萬歲啊，歌功頌德的封禪加冕啊，皇恩浩蕩的樹碑立傳啊，沒有文人的幫襯，那許多場麵的色彩，就怕不會那麼精彩了。因為，數千年來，這樣用慣了文人，也使他們出了風頭，遂養成了其中一部分人，那種時刻準備著的，隻要一掀簾子，就能登台獻藝的本事。開場鑼一響，便馬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表演欲強烈得過頭的文人，甚至鑼鼓家夥還沒敲起來，就會情不自禁地跳梁出來，在那裏賣老、賣俏、賣苦、賣騷、賣病、賣隱，乃至於賣寡廉鮮恥，賣死豬不怕開水燙的“舜蹁躚”了。
這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一是耐不住，二是不怕醜，三是挺自得，這或許就是曹丕所說的“文人類不護細行”的職業病了。
《三國演義》是中國第一部曆史小說，寫了那麼多的帝王將相，筆鋒之餘，描繪了三五個文人雅士湊趣，也是理屬正常的了。現在看起來，魏晉文人，特別是建安時期的幾位作家和詩人，也許是中國最早意識到作為文學家存在於社會之中的獨立個體，他們作為文學家的個性，更為突出了。在此以前，像司馬遷、班固、班婕妤、司馬相如、枚乘、鄒陽之流，他們的身份，主要還是附庸於帝王貴族的官員，清客，幕僚，侍從，或者竟是醫祝巫仆的三教九流之類，這種職業身份，壓倒他們的文學家身份，而文學不過是他們討好皇帝老子，巴結王公貴族的一種謀生手段，很少作為表現自我的工具。到了漢末，這些文人，就是以文學為名，以文學為生存手段，為文學而文學，以文學來表現自己了。至於職務，隻是形式或象征意義的事情了。
在中國文學史上，管這批以文為生的作家，叫做“建安七子”，因為他們都是在漢獻帝的建安年代，活躍於許都的詩人作家。那時的中國，在文化上有點號召力的，主要是曹操父子，其次是劉表。至於江東的孫吳，那時還不成氣候，而劉備則是一個無處存身的亡命徒，處於狼奔豕突的狀態之中。在中國，一旦落到肚子吃不飽，生活不安定的時期，領導人便隻會革命文化，而顧不上建設文化的。而自身文化素質很低的皇帝，更把文化視為末流了。回顧五千年文明史，中國文化的曆次毀滅性劫難，大半是這些人造成的。
在中國帝王級的人物中間，真正稱得上為詩人的，曹操得算一個。他的詩寫得有氣概，有聲勢。而且，他能花重金，把蔡文姬從匈奴單於手裏贖回來，就因為她的詩把他感動了，這絕對是詩人的浪漫行徑，別的領袖人物未必有這等胸懷。他還讓蔡文姬，把她能記下來的她父親蔡邕的已被戰亂毀滅的圖書文字，整理出來，不致湮沒，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行為。可就在十年浩劫期間，多少珍貴書籍被化成紙漿，再生產成擦屁股的衛生紙；多少稀世文物被砸被毀，從此成為絕響，這種文明與愚昧的倒置，不知道曆史是進步還是倒退？
曹操在平定呂布、陶謙、公孫瓚、袁紹、袁術以後，公元196年的許都，有了一個初步安定的局麵，才使得他有可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樹。加之他手中漢獻帝這張王牌，對士族階層，對知識分子，具有相當的招徠作用。“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延攬了一批像崔琰、孔融這樣的大士族和大知識分子，遂形成了中原地帶的文化中心。當時，到許都去獻詩作賦，吟文賣字，便是許多有名和無名作家競相為之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