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不肯安生，也實在是沒有辦法，曾經在荊州呆過的，那位很自負的青年才子禰衡，大概覺得劉表不過是個浮泛虛靡的人物，到底打了個鋪蓋卷，不遠千裏跑到許都，想在那裏一鳴驚人，結果沒想到送了一條小命。寫《登樓賦》的王粲，命運比禰衡強多了。劉表死後，勸他的兒子劉琮依附曹操，也隨之來到許都，跟著立了功。這位被劉表以其“貌寢通脫，不甚重之”的王粲，頗被曹操和曹丕倚重，很快成為建安文學的主力。
此其時也，許都的文學氣氛達到了高潮。《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對活動著許多文人墨客的這個中心，有過這樣一段評述：“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孔融，楊修，陳琳，劉楨，徐幹，阮瑀，應瑒，和從匈奴贖回的蔡琰，真可謂濟濟一堂，競其才華。劉勰距離這個時代約兩個世紀，來寫這段文壇盛事，是相當準確，並具有權威性的。
所以，建安文學得以勃興，很大程度由於曹操削平袁紹，北征烏桓，統一中原，休養生息，出現了一個安定局麵的結果。如果仍同呂布，劉關張沒完沒了地打，和我們文革期間沒完沒了的鬥一樣，除了樣板戲，就搞不出別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愛詩章”，懂得文學規律，與隻知殺人的董卓，用刀逼著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騰踴”的局麵出現了。
《文心雕龍》說到建安文學的特點時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變，並誌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所以，曹操的《蒿裏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應氏詩》，王粲的《七哀詩》，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蔡琰的《悲憤詩》，以及《孔雀東南飛》等具有強烈現實色彩的詩篇，便成了建安文學的主流，也就是文學史所說的“建安風骨”了。
曹植《與楊德祖書》中，說到這番繁榮景象，不免為他老爹的氣派自負：“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吾王（曹操）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看起來，曹操是振一代文風的始創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遺餘力的倡導者。所以，在三國魏晉文學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們開創了文學史上的一個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