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發展，與時代的動亂與安定的關係至大。東漢末年，先是黃巾農民起義，九州暴亂，生靈塗炭，後是董卓那個軍閥折騰，戰禍不已。洛陽夷為平地，中原水深火熱，這時候，一切都在毀滅敗壞之中，文學自然也陷於絕境。
但到了建安時期，因為經曆了巨大的社會變亂，接觸到遭受嚴重破壞的社會實景，加之當時一定程度的社會思想的解放，文人的個性得以自由舒展。所以，“慷慨任氣”，便成了這一時期文學的特征。回憶十年浩劫結束以後，新時期文學所以如井噴而出，一時洛陽紙貴，也是由於這些劫難中走出來的作家，適逢新時期思想解放運動，才寫出那些產生轟動效應的作品。這和建安文學的發展，頗有大同小異之處，就是對於那個動亂年代“梗概而多氣”，真實而深刻的描寫，引起讀者共鳴的。因此，“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也是時代不容精雕細琢的產物，求全責備，是大可不必的。無論後來的諸位明公，怎樣搖頭貶低，不屑一談，起到曆史作用的文學，在文學史上便是誰也不能抹煞的了。現在那些笑話新時期文學發軔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實正說明自己不懂得尊重曆史的幼稚。
由建安文學的發展看到，亂離之世隻有遍地哀鴻，而文學確實需要一個安定的環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適宜的文學氣氛，才能繁榮起來。建安文學的發展，得益於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於相對安定的中原環境，也得益於“建安七子”為代表的文人個性的解放。
有一次，曹操派邯鄲淳去看望曹植，據《三國誌》裴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從這裏，我們看到建安文人的浪漫，豪情，和無拘無束的自由。這和司馬遷《報任安書》裏那種對於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態，和司馬相如給皇帝獻賦時的那種唯唯諾諾到諂媚依附的神情，多了一點作家的自我意識和不羈的精神。
從曹丕的詩《於譙作》中：“清夜延貴客，明燭發高光。”和曹植的詩《箜篌引》中：“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可以看到他們的宴遊燕集，豪飲小酌，鬥雞胡舞，高談暢嘯的快樂情景。《文心雕龍》曰：“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這類沙龍式文人聚會活動時的自由競爭，各馳所長，平等精神，批評空氣，也是此前文人所不曾具有的狀態。尤其黨錮之禍將大批知識分子，無情鎮壓，人人膽戰心驚，唯恐連坐，精神萎靡不振的狀態下，建安文人的崛起，實際是給中國文學注入一股活流。
曹丕《與朝歌令吳質書》裏，具體地描寫了他們的一次出遊，也是很令人神往的：“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棋閑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騖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盡，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這種文友間的平等來往，證明了建安文人思想解放的程度。作為五官將的曹丕，那時正如日中天，是個炙手可熱的人物，能夠這樣不擺架子，與一個地方官吏友情深厚若此，恐怕時下的某些文化要人，也未必做得到的。
所以，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國較早從絕對附庸地位擺脫出來，以文學生存的一群作家。他們追求自由不羈，企慕放任自然，讚成浪漫隨意，主張積極人生，並對禮教充滿叛逆精神，成為中國非正統文人的一種樣本。魯迅先生認為這種文學態度，可以用“尚通脫”三字來概括。到了魏晉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陸機，潘嶽，陶淵明，謝靈運，一脈相承，“通脫”則更加發揚光大，一時成為文學發展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