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政治家這樣耍了一下以後，從此，這位文學家還敢堅持建安文人所倡導的“通脫”嗎？所以，文學家想搞些什麼名堂，都以適可而止為佳，太自以為是了，罔顧一切，便有物極必反的回應。假如這反饋是一把懸在頭上的達利克摩斯劍，大多數凡人，是不大容易瀟灑得起來的。於是，不但不“通脫”，甚至拘謹過分了。曹丕在劉楨死後，與吳質的一封信裏評說到他：“公幹有逸氣，但未遒（盡）耳！”看來，在采石場勞改了一陣，不但為人，連文章也收斂了不少，所以魏文才有“未遒”之歎吧？
因此，以後聽到有些不知世事深淺的年輕人，不問具體環境，具體條件，動不動指責一些作家，為什麼懦弱，為什麼不說真話，為什麼不頂著槍口上，為什麼不殺身成仁？看似義正詞嚴，擲地有聲，其實不過是站在幹岸上，說風涼話而已。且不說鼓吹別人去當烈士，那居心之險惡，而自己碰上這樣狀況，是否也說到做到，是大可懷疑的。因為這多年來，我很看到一些銀樣鑞槍頭的同行，嘴上說得不知多麼激昂慷慨，事到臨頭，骨頭比醋燜魚還要酥軟，兩腿開溜得比兔子還快者，非止一位。但願這些說大話的勇者，能夠真正的無畏無懼，文壇也許更有希望一點。
建安文人，最早被曹操用來祭刀的，應該算是禰衡，公元198年就讓黃祖殺了。公元208年孔融棄市。楊修是公元218年，被曹操以軍法處死的。在這前一年，也就是公元217年，許都流行了一場瘟疫，徐幹、陳琳、應瑒、劉楨，都未能逃脫，相繼去世。王粲隨曹操征吳，也在這一年死在路上。公元220年，曹操死。公元226年，曹丕死。曹植是建安文人中活得最久的，但到公元232年，也被他的侄子魏明帝用毒酒害死，於是建安文學便畫了句號。
數千年過去，如今談起建安文人，這些名字還是常掛在嘴上的，“融四歲，能讓梨”，連小學生都知道的。至於談到建安文學，在非專業研究者的心目中，隻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曹操的“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曹丕的“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植的《七步詩》（雖然不能證明是他的作品），還能在普通人的記憶之中，占一席之地。而像出類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才華出眾的禰衡，他們的作品，當然也很了不起，但很少被現代人知悉。至於徐、陳、應、劉，他們寫的東西，大半失傳，如今，隻不過是文學史中的一個符號而已。
所以，懂得這一點，也許最後連符號還混不上，多些自知之明，該多好啊！文學界裏那些年紀大一點的，必欲當祖師爺，要眾人膜拜；名聲響一點的，定要領袖群倫，一言九鼎才過癮；位置高一點的，就成了容不下別人的把頭，稱霸排他；資格老一點的，便來不及地給自己建紀念館，開研究會，樹碑立傳，立地成佛。這形形色色的表演，很大程度在於看不大透，才折騰個沒完沒了。
但繼而一想，袞袞諸公的心有外騖，不在文學上爭一短長，而忙於文學外的建樹，很大程度由於創作力的衰退，已如閹雞，無振翅一鳴之雄風，才在這些地方尋找自我。如果不讓他幹這個，又能做些什麼呢？世界本是舞台，沒有這些膀大腰粗的，迎風掉淚的，顧影自憐的，嘩眾取寵的老少作家粉墨登場的話，也就不熱鬧了。
於是，作為一名觀眾，不妨莞爾一笑，且看諸公如何把戲演下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