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還沒有一本書，能比得上《三國演義》，講了這麼多的權謀。而其中許多權謀，直至今天，還有其實用價值。當然，也沒有一本書，像《三國演義》，講了這麼多的謀士。這種三國時的謀士，和現在理解的參謀、秘書、文職人員這些部屬，還有所不同，也不完全是軍師、顧問、參事、高參這些直接參與帷幕指揮的人員，更接近於“智囊”，是進行戰略決策時，為領導人提供方案的高級輔佐人才。
領導靠謀士出主意，謀士為領導想對策。
我們讀《曹操集》，其中有《遺荀攸書》一文，信中說：“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這句話，表明了他十分地看重智士，看重智士的計謀，對於治理天下的作用。在三國時期，擁有謀士最多，使用謀士最力者，就是這個曹操，所以，得益謀士最大者，也是這位魏武帝。
中國的知識分子，由於不能忍受壓迫，揭竿而起，鋌而走險者，簡直太少太少了。中國沒有一個像普希金那樣決鬥而死的作家，也沒有像海明威、法捷耶夫、茨威格那樣壯烈自殺的作家，文化革命迫害了中國的絕大部分作家，但也隻有老舍先生、傅雷先生，才采取斷然結束生命的做法。這也是中西文化差異的所在，中國文化人對於生命的價值觀念，遠遠要比自由、愛情、理想、真理、尊嚴、人格……看得重些。所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諷刺，就是因為不願很輕易地拿生命為賭注而來的。因此，有史以來，開國之君，來自文化偏低的階層者為多，不是一介武夫，便是起義農民。
劉邦是流氓無產者，當了皇帝之後，還把儒生的帽子拿來作尿壺用的，這決不是他的瀟灑，而是他的愚昧。所以，對於知識，對於知識分子的作用，能有曹操這樣一個認識水平的，並不多。所謂“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誰擁有人才優勢，而且給人才創造一個“各盡其能，各展所長”的良好環境，誰就會在競爭中占上風。
三國時期，曹操講求“唯才是舉”，哪怕“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才，“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的網羅，即使在現在社會裏，有如此識見和氣度的領導，也不多見。當時，在許都，可以設想，是一個多麼人才濟濟的興旺局麵。就以文學來說，現在我們所講的建安時期文學的繁榮景象，大部分作家都在曹氏父子周圍。至於那些政治上、軍事上的謀士，則更是曹營中的骨幹力量。
官渡之戰，是決定曹操能不能立足於天下的最大考驗，不消滅這個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的勁敵，曹操一天不得安生，連覺都睡不踏實的。而且，袁紹手下的謀士，像許攸、沮授、審配、郭圖，也都是一流的“智囊”。因此，曹、袁之戰，也是一場謀士之戰，結果，由於袁紹“多疑而寡決”，手下謀士又分幫結派，紛爭傾軋，可以打贏的仗，也打輸了。而曹操之勝，應該說，很大程度獲益於他的這些謀士的高明對策。
官渡之戰，久攻不下的時候，曹操也動搖過的，因為幾無隔宿之糧，幹脆不如撤兵算了。他同荀彧商量，這位謀士給曹操寫了封信，信內建議：“公今畫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進，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斷不可失。”以弱戰強，正如狡兔和鷙鷹搏鬥，隻有一口氣不停地拖著叼住它的鷹向前奔走，愈到最後時刻，愈不能泄勁，堅持到底，才是勝利。哪怕稍一遲疑，全盤皆輸，必然會成為鷙鷹的一頓美餐了。官渡大捷以後，他給皇帝上表，給荀彧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