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這份《請增封荀彧表》中，說得相當實事求是。“昔袁紹作逆，連兵官渡。時眾寡糧單，圖欲還許，尚書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遠恢進討之略，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徼其軍實；遂摧撲大寇，濟危以安。”他還設想，“向使臣退軍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敵人懷利以自百，臣眾怯沮以喪氣，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勢。”所以，曹操承認荀彧的謀略，“以亡為存，以禍為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即使在今天，能找到這樣敢於襟懷坦白，承認自己“不及”部下的人，怕也不多的。要是那些坐在主席台上，一握住麥克風，必哇啦哇啦發一通不切實際的指示，講一些不鹹不淡的話的先生們，有曹操這點自知之明，倒是台下聽眾的福氣了。
另一位年輕的謀士郭嘉，也是為曹操立了大功的，在擊敗袁紹，擊敗袁譚，袁尚、袁熙西遁烏桓蹋頓以後，力主乘勝追擊，為統一北方，作出了傑出貢獻。所謂“智士勞心”，就是不僅能夠準確地把握住動亂不定，變化不已的局麵，作出攻守得當，進退適宜的決策，而且應該能夠高瞻遠矚，在看到今天的同時，看到明天和後天，來作出與現在相銜接，而又與未來相吻配的正確決斷。
當時，曹操部下對郭嘉的謀略，不以為然，是有爭論的。認為在取得如此輝煌的討袁勝利之後，揮師南下，圖劉表荊襄之地，不失為佳計良策。因為袁紹敗後，唯劉表是一支可以抗衡的力量。若遠征烏桓，許都空虛，倒有可能受到劉表、劉備襲擊之虞。這種憂慮，也是不無道理的。
然而郭嘉卻敢於悖眾出言，建議大軍西征烏桓，置劉表於不顧，這種出人意料的謀略，也難怪隻有曹操才能賞識。他說：“唯奉孝為能知孤意！”因為不掃除邊庭，消滅隱患的話，就不能鞏固北方，確保中原，當然更不用說實現越江而下，囊括江東、荊襄、巴蜀的宏圖了。然而，對於劉表會不會派劉備乘虛而入的可能，郭嘉和大家看法不一，他說：“劉表，坐談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禦劉備，重任之，則不能製，輕任之，則備不為用。”他是掌握了劉表的弱點，和劉備劉表之間的矛盾，作出這樣的判斷，這就叫膽略了。
郭嘉敢提出來，曹操敢於拍板，所以，主擇臣，臣亦擇主，智士能用，在於用智士者。郭嘉病逝西征途中，曹操的悲痛感情，發出天下相知者少的感慨，是真實的。
三國時期，像這樣有遠謀高見的智士，並非隻是曹操帳下的荀彧郭嘉兩位，甚至在袁紹軍中，也曾經囊括了大部分河北名士，但他恰恰敗在了不會用謀士上，所有的好主意，都被他優柔寡斷，疑而不決的性格毀掉了。
所以，更關鍵的是要尊重人才，使人才的智慧成果得到應有報償的曹操式的決策者。韓愈悲歎“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識人才能得人，得人而不識人，有人也等於無人。毛澤東同誌講，“路線確定以後，幹部便是決定因素”，也就是這個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