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赤壁之戰中，曹操吃了黃蓋假投降的虧，上了一當，雖然史實並非完全如此。但小說家這樣寫，確實也符合曹操的性格，因為他的用人政策，是絕對不怕使用從敵方陣營投奔或投降於他的將領，隻要你跑到我這兒來，我相信了你，就大膽使用，任情驅使，毫無隔閡，不分彼此。
說實在的，無大氣度，也無此大膽識。惟有曹操，來者不拒，堪稱善用人才，敢用人才的大手筆。在中國曆史上，具有這樣胸懷的領導者，極少。
後來一些帝王，出身小農者，常思想狹隘，偏執保守；文化不高者，便恐懼知識，嫉才妒賢；無德無能者，好猜忌懷疑，小肚雞腸；自以為是者，必剛愎自用，無法容人。有的連一齊打江山的開國元勳，謀臣強將，都要想法整死，對於敵人陣營那邊過來的人，不要說重用，能不殺頭，留一條命，就是萬幸了。
曹操能夠把那些曾經和他廝殺過、較量過的對手，容納在他的麾下予以重任，說明他對於人才的重視，和求賢若渴之心，關羽就是一個例子，捉了來，不但不咎既往，還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殷勤款待這位降將，甚至關羽最後不辭而別，他還放他一馬。這種用人之道，是他事業成功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終生受益不盡。雖然他一生中也殺過許多有才幹的人物，但在他的手下，謀士如賈詡、袁渙、田疇、王修，將領如張遼、張郃、臧霸、文聘，都是被他降服過來，然後加以重用的。這些人在曹操建功立業、南征北戰數十年中，為他立下多少汗馬功勞啊！
其實早年曹操在山東時，把剿滅的黃巾餘部，改編成他的青州軍起，就嚐到了化敵為友的甜頭。當時，各路諸侯你爭我奪，別看打得十分起勁，但糧餉是不能保證的，袁紹的部隊餓得采樹上桑椹吃，袁術的人馬隻好到河裏湖裏撈魚摸蝦充饑。所以，曹操收編黃巾後，強者當兵，弱者屯田，這樣，前方有精銳部隊，後方有充足供應，這才使他得以戰勝那些諸侯。
他的人才政策，在建安十五年的《求賢令》中，就明確地指出：“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已經表示出他的對於“德才資”選人標準的獨特見解，他是根本不在乎什麼門第、出身、成分、路線，以及什麼立場、態度之類條條框框，他就認準一條——唯才是舉。
到建安二十二年，在《舉賢勿拘品行令》中，更進一步闡發了他的這種不拘一格的幹部路線。“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毋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正因為這個指導思想，他的人才優勢，在三分天下的局勢中，始終保持興旺不衰。
當時，在許都，人文薈萃，風雅集聚，建安文學的主力，幾乎全在曹氏父子周圍，而蜀和吳，堪與匹敵的文化人，簡直挑不出幾個。盡管禰衡、孔融、楊修死在他的手中，但王粲、劉楨、徐幹、阮瑀，包括那個痛罵曹操祖宗三代的陳琳，和曹操用金璧贖回的蔡琰，都在鄴下“俊才雲蒸”，形成一代文風。對於文化人尚且如此招攬，那麼政治、軍事方麵則更是眾士歸心了。
凡一個朝代衰微之日，便用人疑人，諸多防範，舉措不定，百般禁忌了。如明代末期那樣，動輒廢處大臣，朝令夕改，狐疑猜測，文武不安，那氣數也就差不多了。同樣，在幹部路線上，一旦以佞己阿附為德而量人，以偽飾曲從為能而用材，在一個國家，必為猥庸無為之君；在一個單位，定是碌碌低能之輩。
早在建安十四年，丞相掾和洽，曹操的私人秘書，向他反映：“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致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他認為，“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曹操立刻稱善，由此可見他雖然唯才是舉，但對那些裝孫子，把自己裹藏起來的禍心叵測之輩，也是不感興趣的。
所以，那些喜用小人之人，非但不敢比之曹操的豁達豪放，膽識過人，也不敢比之劉備謙恭遜和，從善如流；甚至不能和劉備的兒子阿鬥比，劉禪雖然也近小人，遠君子，但至少沒有想方設法把諸葛亮幹掉，這就是顯得他比某些國君的水平高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