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黃蓋詐降，赤壁敗績，但曹操求賢若渴的精神，不拘一格的擢用人才，甚至在戰敗袁紹後，“檢出書信一束，皆許都及軍中諸人與紹暗通之書”，他“命盡焚之，更不再問”，有這等氣魄的大政治家，無論曆史上的，還是小說中的曹操，確是一個非凡人物。既生瑜，何生亮“既生瑜，何生亮？”這是周瑜赤壁之戰以後，被諸葛亮活活氣死，彌留之際的一句名言。
從此，這就成了兩雄並立，有你無我的充滿嫉憤哀怨的自白了。其實，按正史《三國誌》，並非如此。周瑜是赤壁之戰的總司令，劉備的兵馬本來不多，參戰者則更少，諸葛亮在年齡上，比周瑜要小得多，頂多也是個參謀總部中的一員而已。曹操在赤壁戰後，寫給孫權的一封信裏說過，“因為我的部隊裏發生了傳染病，我才燒船自退，徒然使周瑜獲得虛名罷了！”從這裏看，曹操根本不認為赤壁之戰，與諸葛亮的指揮，有多大關係。
但史實是一回事，而變成小說《三國演義》，則“七實三虛”，又是另一回事了。
按演義，自打諸葛亮到東吳當說客，孫權和、戰不定時，周瑜由鄱陽趕回柴桑議事起，亮、瑜二人，實際是吳蜀聯軍司令部裏的一號和二號首長。箭是他借的，風也是他借的，孔明的功勞甚至還要大些。包括火攻的主意，他也是和周瑜一起想到的。於是，這兩位將也好，帥也好，是在一種既合作，又鬥爭，既共同禦侮，又針鋒相對的矛盾之中共事。沒有諸葛亮，周瑜未必能大獲全勝；沒有周瑜，諸葛亮的奇才大略，也無法施展。所以，周瑜離不了諸葛亮，而諸葛亮也得依靠周瑜。由此形成了吳、蜀聯盟的關係，協調了雙方的軍事行動，打退了曹操號稱八十三萬人馬下江南的攻勢，取得了空前的赤壁大戰的勝利，從此奠定了三分天下的局麵。
周瑜盡管氣量狹窄，不過作為一個政治家，還是很有預見性的。為東吳未來的安全計，他認為諸葛亮輔佐劉備，是比曹操還要危險的敵人。其實，周瑜對劉備，也很不放心，曾建議孫權用聲色犬馬來羈縻住他的。
潛在的敵對力量，極可能是明天的麻煩。有遠見的政治家，都應有未雨綢繆的準備，消弭隱患於初起之際，免得養癰遺患。在《三國演義》中，周瑜一而再，再而三地置諸葛亮於死地，必殺掉他才罷手的狠絕，這不能不說是他的深謀遠慮。
因此，他的具體措施無非兩條：一、是爭取諸葛亮為東吳效力；二、若不成，便用名正言順的名目殺，例如立軍令狀，要他去造十萬支箭；或者索性用非法手段殺，想盡一切辦法要把諸葛亮幹掉。殺，是主要的，爭取是次要的，與諸葛亮有手足之情的諸葛瑾去勸說他，背叛劉備，投向東吳，也不過是奉命行事，走走過場罷了。
為什麼周瑜更傾向於殺呢？這就是中國人的性格特點了。
與公與私來說，他都要消滅這個對手的。為吳國計，要殺他，為個人計，他也要殺他。嫉妒是人類的與生俱來的情感之一，他不能容許一個事事料定自己，處處勝過自己的人存在。要取得心理平衡，首先得保持雙方力量上均衡，其次要設法使己方的力量勝過彼方。
如何達到這個目的呢？一種辦法，是處於弱勢一方的，使自己強大起來，超過原來的強者；一種辦法，是使處於優勢地位的，削弱到比弱勢者還要弱，甚至不存在，不成為一種力量。由於失去競爭對手，天下唯我獨尊，再弱之勢，也就成為強勢了。
這後一種行為，是很具有東方文化色彩的，不是不足者迎頭趕上，在競爭中使自己的不足的部分改善加強，和足者齊步同進。而是我敗讓你也敗，我窮你也別富，我不行，咱們一塊不行。所謂保護落後，所謂平均主義，所謂吃大鍋飯，所謂出頭的椽子先爛，所謂鞭打快牛，從本質上講，都是損有餘來補不足，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就是這種汰強存弱的落後競爭方式，使曆史停滯不前。
所以，那些喜用小人之人，非但不敢比之曹操的豁達豪放，膽識過人，也不敢比之劉備謙恭遜和，從善如流；甚至不能和劉備的兒子阿鬥比，劉禪雖然也近小人，遠君子，但至少沒有想方設法把諸葛亮幹掉，這就是顯得他比某些國君的水平高的地方了。
雖然黃蓋詐降，赤壁敗績，但曹操求賢若渴的精神，不拘一格的擢用人才，甚至在戰敗袁紹後，“檢出書信一束，皆許都及軍中諸人與紹暗通之書”，他“命盡焚之，更不再問”，有這等氣魄的大政治家，無論曆史上的，還是小說中的曹操，確是一個非凡人物。既生瑜，何生亮“既生瑜，何生亮？”這是周瑜赤壁之戰以後，被諸葛亮活活氣死，彌留之際的一句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