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誌》卷三十二，說劉備“喜狗馬，音樂，美衣服”，但到《三國演義》裏，為了突出正麵人物形象，把他的這方麵的愛好，給抹掉了。這倒合乎文革創作三突出的原則，好，則好到一塌糊塗；壞，也壞到不可救藥。於是，劉備就特別的正人君子起來。其實，他從建安十四年冬十月，去東吳結親，洞房花燭，一住就是一年，吃喝玩樂，聲色犬馬，把荊州忘得幹幹淨淨。從這點看，正史《三國誌》對他性格這一方麵的描述，是接近真實的。
他就是這樣一個沒有多大出息，很容易知足的人物。
劉備被曹操打得屁滾尿流，托庇於荊州劉表時，寄寓在新野局促之地，稍稍能喘口氣，恰巧有人送來一把牛尾巴毛，這位老兄的手工藝匠人的職業本性複萌，興致勃勃地編織起帽子來。
諸葛亮一看，不得不說話了，“明公無複有遠誌，但事此而已耶？”其實，即使不是諸葛亮，假如一個普通老百姓，看到九五之尊在宮裏做手工活，不問朝事，或率領宮妃，扮演角色，或幹類似的總不是領導人該做的事情時，不也覺得不可理解嗎？
劉備的編織，或許隻能看作是匠人的階級本性了，若按前不久流行的紅五類觀點來看，劉備、曹操、孫權三位，最根正苗紅的還得數這位劉備。他本人要是填表的話，在成分欄裏是應該寫上“手工業勞動者”的，比之曹操的官僚子弟，孫權的土豪鄉紳，確實算作革命基本群眾和依靠對象的。但手工業者終究和產業工人有著本質上的區別，農業社會的小農經濟，小生產規模，決定了農業手工業匠人，像劉備這樣“編席販履”之徒的保守狹隘，目光短淺，患得患失，貪小失大的先天就有的性格，表現在革命上，則是堅定性不夠，而惰性卻十足，獲得和占有的欲望強烈，但鬥爭意誌卻常軟弱動搖，思想上愛唱高調，個人的品質意誌則顯得薄弱，表麵上的正經，但生活上卻極易被人腐化等的階級弱勢。
所以，建安十五年，周瑜建議過孫權，“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
周瑜提出的這一招，挺厲害，在中國曆史的政治生活中，管這一招叫“羈縻”，是用來對付高層異己分子的一種經常使用的手段。因為凡執掌權柄的人周圍，並不都是同心同德者，必有一些感到棘手的人物存在著，這其中，有一類是用不得，又甩不得的人；有一類是碰不得，又罰不得的人；有一類是殺不得，又放不得的人；有一類是近不得，又遠不得的人……這些可能成為敵手、叛逆，可目前仍在控製之中，但持離心離德狀態的勢力代表人物，無論如何是危險因素。
通常有三種處置辦法：一、借一個什麼名目，一網打盡，或逐個消滅；但殺人絕非萬全之計，有礙觀瞻不說，而且持異議者，曆朝曆代，總是層出不窮的；除獨夫民賊，這一招較不常使用。二、禮送出境，要是掌權者絕對強大，而且對手除一張嘴巴外，別無實力，也無妨一試。一般情況下，放虎歸山，遲早要構成對自己的正麵直接威脅，有遠見者，並不喜歡這個措施。三、中國的政治家比較樂於采用比軟禁（當然，實際是更為養尊處優的軟禁）還要寬泛的羈縻政策，把握在身邊，高官厚祿，聲色犬馬，“喪其心誌”，“娛其耳目”，是最為穩妥的了。隻要安排好足夠盯牢的眼睛，隨時知道動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