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這部古典文學作品裏，塑造了一個氣量狹窄的周瑜。從此，中國的任何小說，再沒有塑造出一個嫉妒心如此之重，而且家喻戶曉的人物。莎士比亞筆下的奧賽羅，也是一位好妒成性的老兄，但他和周瑜不同，周是才嫉，奧是情嫉，才嫉比情嫉要更可怕些，所煽動起的仇恨要更強烈些。
周瑜式的嫉才情結，排他心態，在作家這一行裏，倒是根深蒂固，怎麼也好不了的。越半瓶子醋者，越擠兌人；越覺得自己有點資本者，越不容人，而那些陷入創作危機，走下坡路者，則尤其不能允許別人冒尖。其實文壇地盤挺大，足可以跑馬射箭，互不礙事，大家都有存活的餘地，但一定不許別人風光地非要幹掉幾個，幹掉一片，幹掉絕大多數，就留他老哥或老姐一個，這就是三國中描寫的周瑜的心理病態了。
幸虧周瑜不是作家，他要搞寫作，“建安七子”，都出不來。這一點，得佩服曹氏父子，曹操捉住罵他的陳琳，不但沒砍他的腦袋，還給了他一個官做。他兒子曹丕，詩寫得文采綺麗，文學批評也是極有見地的人，他的《典論》對同代作家作出了品評，可他並不因為不喜歡誰的文章，而把誰給修理了。所以，當時魏國的首都是三國時期的文化中心。
赤壁之戰時，要是諸葛亮像剛出道的文學青年，見到編輯鞠躬，見到作家作揖，見到評論家磕頭，也許周瑜就不把他當回事了。可他又借箭，又借風，神氣活現。赤壁之戰後，周瑜著著輸棋，竟被諸葛亮活活氣死了。臨死，仰天長歎曰：“既生瑜，何生亮！”這六個字，遂成千古警句。
其實，正史《三國誌》中的周瑜，“性度恢宏”，那是胸襟開闊的人物。孫權與陸遜討論時說：“公瑾雄烈，膽略兼人。”程普說過：“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可見是個很有人格力量的男子漢。而且《三國誌》中說他“長壯有姿貌”，“少精意於音樂”，可見他確是蘇東坡筆下那個“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的風流人物。他當時不可能，也沒必要把諸葛亮太放在眼裏的。這種可怕的嫉妒，倒是《三國演義》這部通俗小說給他創造出來的。
公元210年，他給孫權的信中說：“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隻字未提諸葛亮。以及曹操後來給孫權的信中說到“赤壁之戰，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的這番話，對於諸葛亮的作用也沒有論及。因此，在曆史上這場有名的赤壁大戰中，時年三十歲的諸葛亮，不過是個小角色，充其量是西蜀派駐的一名軍事觀察員。而長他六歲的周瑜，才是指揮這次著名戰役的總司令。
但由於小說家的虛構，揚抑之間，這兩個人，一則為鶴氅羽衣的神仙，一則為鼠肚雞腸的小人了。從此，周瑜成了氣量狹窄，心胸偏急，嫉妒成性，毫不容人的文學典型。
於是，他垂死時的“既生瑜，何生亮”的悲鳴，就成了一個應該蓋世而未蓋世，應該得到一切而來不及得到的英雄，在他命危旦夕，已無法再一爭短長時的絕唱。很痛苦，很悲傷，死也咽不下這口氣，許多碰上“強中更有強中手”的敗者，或者時運不濟，錯過良機，即使不死，也會在力不逮時，發出這種類似感歎的。
這六個字中有兩個“生”字，真是深堪玩味啊！
中國人的心態，可能與中國人繁殖孳生得太多太快有關，一切的幸與不幸，一切的憂患禍福，都和人口眾多，過於密集，以致生存空間變得狹窄擁擠有關。於是，就產生了像物理學所說的，作為物體，人與人之間的相排斥，相敵對，相嫉妒，相傾軋的行為，遠遠大於相吸引，相聯係，相匹配，相協同的現象。
無妨假想一下，當人口密度每平方公裏為一個人時，人需要他人是第一位的。當每平方公裏為一萬人時，人提防他人是第一位的。當每平方公裏為百萬人時，連空氣都不夠呼吸，生存競爭，便是第一位的了。因此，人口眾多，物產有限，形成了中國人心態中的獨占欲，霸有欲。典型的狀態是：一天不能二日，一山不容二虎，隻有一個饅頭，分開來吃兩個人仍是饑餓，就不如拚個死活，一人享用。於是，有你無我，有我無你，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勢必要幹掉對手，才能用饅頭蘸著鮮血，從容地領教老子天下第一的風光。文壇不大看得見刀光劍影，但彼此之間的傾軋，有時也頗有血風腥雨的味道。
這也就是中國自古以來，總是時不時地造成曆史倒退逆轉的一個根本原因。隻有無情的屠殺，而無公平的競爭，屠殺隻能再回到黑暗，競爭才推動曆史前進。一個總是不停拚殺內耗的社會，是不會取得長足進展的。
在這樣的狀態下，強者和強者，大概是很難共存的了，周瑜和諸葛亮如此，龐統要不死於落風坡，焉知後來和諸葛亮又何嚐不如此呢？不是已見爭功端倪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