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什麼事情，都不宜絕對化。適可而止，最好，留有餘地，則更主動些。陳琳與《檄豫州文》
漢末，袁紹與曹操在爭雄中原的時候，曾經讓他手下的一位詩人陳琳，替他寫一篇《檄豫州文》，聲討曹操。
陳琳原是朝廷重臣何進的主簿，參與機密的重要僚屬，曾經諫阻何進，不要輕率地召外兵來中央誅除宦官，因為這種遊戲，具有很大的危險性，結果屠戶出身的何進不聽，把腦袋玩掉了。陳琳怕因何進的關係被牽連，“避難冀州”。冀州是袁紹的根據地，而袁紹也曾是何進親信。所以，就把賦閑在家的陳琳請出來，“使典文章”，無非看在老朋友麵上，安排一份差使，有一份餉銀而已。
所謂“使典文章”，某種程度類似現在的專業作家，是有空就來上上班，不來點卯也無所謂的閑差。但人家給你開工資，分房子，偶爾給你一點創作任務，當然也不好意思拒絕。其實，陳琳在建安七子中，是位比較有些平民意識的作家。他的名篇《飲馬長城窟行》，對於修築長城的徭役，給民眾帶來的苦痛，寄予極大的悲憫。可想而知，袁紹和曹操的這一場戰爭，對河北一帶會造成多麼嚴重的災難，他該是什麼態度了。但端人碗，就得服人管，隻好“奉命文學”了。
檄文，用現代語言來講，就是軍事總動員前的輿論宣傳攻勢。據《三國演義》裏講，曹操看到陳琳的檄文時，他的偏頭疼病正在發作，臥病在床。讀完之後，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病竟然好了。文章能起到阿司匹林的鎮痛作用，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要談到文學的功能方麵，最令曆代文人們揚眉吐氣的，莫過於此篇了。大概也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曆代皇帝對於文人也就不大客氣，動不動大興文字獄，要收拾收拾的。曹操在誅殺文人方麵，名聲也不甚佳，禰衡、孔融、楊修，都死在他的手下。連“建安七子”中的劉楨，因為膽敢抬起頭來平視他兒媳婦一眼，就被送去采石場勞改。而對這個把他祖宗罵了個狗血噴頭的陳琳，成為了他的俘虜，剛剛被提了來，倒是破例的寬容。《三國誌》載：“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
《三國演義》在這裏添了一句陳琳的辯解之詞，“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這倒是一句實實在在的話。一方麵，他不否認是箭，而且恐怕還是一支利箭，這是他對於自己文學能力充滿自信的表現。另一方麵，認清自己不過是工具，袁紹手中的一支箭罷了，他扣弓弦射出去，箭是無法自己拐彎或者罷工的。顯然，這種切合實際的自審精神，打動了曹操，不但放他一馬，還安排他當了自己的記室，相當於今天的秘書長的職務。文而優則仕，從此享受至少也是局、處級的待遇，比在袁紹幕下僅僅“使典文章”要得意多了。倘不是公元193年許都流行一場可怕的瘟疫，他未能逃脫厄運，棄世而逝，曹操還會提拔重用他的。
現在，重讀陳琳這篇檄文，也真是把曹操惡心得夠嗆，醜化得夠嗆。而曹操能有這份雅量，一笑置之，也著實讓人敬佩。如今那些熱愛對號入座的老爺，像阿Q先生一樣，神經衰弱到這等地步，因為他禿頭，別人說光，說亮，也在忌諱之列，恐怕連曹操的一個小拇指也都比不上的了。
不知有人考證過沒有，這種檄文是不是後來大字報的老祖宗？至少在批判之刻骨仇恨，揭露之刻薄狠毒，措辭用字的無所不用其極，和公開的鬥倒鬥臭等方麵，是極其相似的。不過，那些年裏，我們雖然創作出了差不多是天文數字的大字報，卻沒有一篇達到陳琳批曹操，駱賓王批武則天的檄文水平，真令人有今不如昔之歎。
陳琳的作品，後來大部都散失了，現在已無法窺其全貌。但從曹丕的《典論》裏，把他排在“建安七子”中的第二位，僅次於孔融，可見對他的評價是不低的。魏文帝在《與吳質書》裏還說過：“孔璋（陳琳字）章表殊健，微為繁富。”曹操俘獲了他，而不殺他，也說明曹操對他的才華，是十分肯定的，否則就不會“愛其才而不咎”了。建安文學中的這兩位重量級人物的看法，如此一致，是很足以說明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