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一位作家，或者，一部作品，要想獲得文壇的交口稱讚，人皆褒譽，大概也難。文人相輕，是作家詩人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你說好，我卻搖頭，你說不好，我偏讚賞，由於這種文學批評中感情因素作祟，常常是一葉障目，而褒貶也就必然顛倒是非了。曹植和他的老爹、老哥的稱讚恰恰相反，對於陳琳就頗有微言，在《與楊德祖書》中，說到陳琳時，“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這位才氣橫溢的公子，說出這番酸溜溜的話，和他那時的處境不佳，情緒惡劣，是大有關係的。宮廷裏的接位之戰，弟兄們的權力之爭，加之大多數文人圍著五官中郎將的曹丕轉，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文學上，這位七步詩人都處於劣勢，因此過著又恨又怕又嫉又不甘心的日子。所以，曹丕說了“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他就說“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未來也”。一定要唱個反調，這也是在無可奈何的狀況下，求得心理平衡的一法了。後來，曹丕當了皇帝，他不斷上書效忠，曹丕死後，曹睿登基，他給這個侄子，又接著上書致敬，其中有許多言不由衷的話。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所謂“辭賦小道”，“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的言論，是有一種矯情成分在內的。
加之，他是貴族，對於平民，和反映平民疾苦的作家，自然會有一種天然的隔閡。在文學史上，貴族文學和平民文學的分野，從來是涇渭分明的。正如今天一些描寫現實生活的作品，不大見容於那些在象牙之塔中的唯美主義者，為藝術而藝術者，和新潮先鋒一族，以及生吞活剝西方現代派的二道販子們，不是一回事。他們一看這些反映生活麵貌，社會現狀，百姓想法，大眾心聲的作品，甚至還沒有看，就搖頭，就撇嘴。這和曹植生活在深宮禁院之中，陶醉於醇酒美人之間，不理解《飲馬長城窟行》的那種役夫們拋妻別子，背井離鄉，飽受殘虐，度日如年的悲苦境遇，也不理解陳琳創作的要旨，是完全相通的。吃得太飽的人，是很難體會饑餓的滋味，所以，指望打飽嗝的文學，把饑餓的感覺寫出來，那大概和癡人說夢也差不多了。
作家是精神生產者，自然要有一點精神，特別是創作的自信心，如果缺乏的話，總是自慚形穢，大概很難寫出什麼宏篇巨著來的。陳琳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這種自信，是無可挑剔的，曹植也曾說過“孔璋鷹揚於河朔”，說明他承認陳琳並非凡庸之輩。如果，就司馬相如拚命往貴族文學中擠去，替那些後宮裏失寵的貴婦人，寫她們的哀怨和性苦悶，予以考察的話，《長門賦》裏的淒怨，未必有陳琳詩篇中的長城腳下的血淚，更令人震撼呢！從這個意義上講，陳琳很自信地和司馬相如相比，也就沒有什麼“畫虎不成，反類狗”的話柄了。
其實，陳琳不但有自信的一麵，在《三國誌·吳書·張昭傳》的裴注中，我們還看到他自審的一麵。“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仆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為雄伯，故使仆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他很清楚自己，所以能夠逞雄一方，稱伯（即霸）一時，是在一種隔絕的情況下，而又少有競爭的同行，使之然耳。這樣實事求是的估量，並非每個作家都能做到的。文壇時不時地冒出幾位沾沾自喜，夜郎自大，目空一切，失態忘形者，就是缺少這種清醒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