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是一部從話本形式，也就是從曆代說書人的口頭文學，演變而來的小說，因此這部名著仍保留著原來作為說唱藝術的許多特色。所以，書中出現的那些可有可無的人情世故，天文地理，神妖鬼怪，軼事遺聞，純粹是為了滿足書場裏的聽眾，主要是平頭百姓的獵奇心理和求知欲望，才不近合理充斥於篇幅之中，而使人產生枝蔓橫生之感。
到了諸葛亮南征，七擒孟獲，正好給作者提供了一個展示蠻荒夷域的機會，從八十七回，一直到九十一回，用相當於《三國演義》這部書的重頭戲“赤壁之戰”的宏大篇幅，來滿足聽眾的好奇之心，可見中國人是多麼津津有味地愛聽這些玄虛荒誕了。其實這正表明了中國人被統治者愚弄得閉塞、無知、狹隘、局限的結果。由於長期的封建統治，加之禮教束縛的雙重桎梏，老百姓在物質上是被壓迫榨取，任人魚肉，在精神上是被思想禁錮，精神壓迫。尤其孔孟之道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的教誨，人們最終都成為循規蹈矩的，不敢有半點非分之想的順民。
因為這樣，每個人的精神視野和想象空間，是極其有限的，而現實之嚴酷和動輒獲咎的恐懼，也使良民們唯有安分守己，戰戰兢兢。於是在說書場中聽這遙遠的一切，也就是最大的寄托了。
所以，在中國，小說又叫作傳奇，道理也許就在這裏。
諸葛亮六擒六縱，孟獲始終不買這個賬，總是在釋放以後，又卷土重來。如果說按馬謖所見：“南蠻恃其地遠山險，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複叛。”所以他建議諸葛亮，對付蠻荒夷域的化外之民，光靠武力征服，隻能奏一時之效。而要徹底使其膺服，他建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
當然，一個正確的理論付諸實踐。還有一個過程，不是人人都能說到並能做到。生活中有許多這樣屠格涅夫筆下羅亭式的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的人物，魯迅先生一輩子深惡痛絕這些人。所以，他在遺囑裏告誡兒子，千萬不要做這種空頭理論家，和空頭文學家。而文學界此等人還特別“茂盛”，誇誇其談，全在唬功，嘴上把式，作品稀鬆；要不就販賣洋貨，亂甩名詞，人雲亦雲，狗屁不通，甚至連馬謖這兩下子也沒有。現在來看馬謖這番話，是很有見地的，不能因其最後失守街亭，而非其言也。
諸葛亮自然認同這個道理，因此才六擒而六縱之，要以他的道德感召力，降服其心。
明代奇人，一代文宗李卓吾先生，在評點《三國演義》這部小說時，評到這裏也捺不住性子，對諸葛亮有微言了。他說：“孟獲卻也頑皮，孔明卻也耐心，想欲借此消閑過日乎？不然，何不憚煩一至此也！”諸葛亮本來派一個魏延用疑兵計，就嚇得孟獲不敢輕易挑釁。如此興師動眾，耗時耗力，人們不禁想，諸葛亮花如許兵力和時間，去與孟獲作這種戰爭遊戲。一位臉皮厚，輸了不服輸，放走了再來，一位也太願意做戲，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演。這種反複，究竟有多大的意義，是值得推敲的。
對於擁兵百萬，武將如雲，糧秣豐足，雄踞中原的曹操來說，在當時，算是絕對的超級大國，具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使得邊遠部落臣服，輕易不敢啟釁。北攻烏桓，是力取。揮師千裏，乘勝追擊，不容敵人有稍許喘息之時。而諸葛亮的西蜀，北有魏國存虎視眈眈之意，東有孫吳懷覬覦窺測之心，因此，他不可能長期地把相當一部分軍力，被牽製在蠻夷之域，從而影響他的北進計劃。所以，這次南征，不僅是簡單的手術刀式的行動，以製止後院起火。而是一次徹底解決問題的戰爭，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使得在未來北上作戰，無暇旁騖時，南疆不再需他分心。諸葛亮南征孟獲，用馬謖計，是智取。或擒或縱，或誘或間，使其既屈於武力，又膺服於心攻，這無疑是正確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