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悲劇更在於他治理蜀中的嚴峻苛刻，搞到“一飯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複”的絕對化程度，這就是中國人凡矯枉必過正的老毛病了。盡管諸葛亮英明無比，但在一些問題的處置上，也是相當好走極端的。
入川以後，諸葛亮和法正的一席話，舉了秦始皇和劉璋的例子，來證明他的治世之術。“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由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他希望用法嚴酷，以利於治，但結果卻是得到“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感懷怨歎”的非議。一心恢複漢室，但受到了“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的埋怨。由此可見，理論是一回事，實踐是一回事，即使非常正確的理論，而未能正確地付諸實施的話，也是徒費心力。
按照亞理士多德的論點，認為悲劇是一種美的毀滅。那麼諸葛亮的死亡，是一個具有完美人格，崇高道德，絕頂才智，超凡能力的人，但從根本上不能明白“順天者逸，逆天者勞”的大勢，而徒費心力的必然結局。這種自己尋求的悲劇性的毀滅，精神上也許是偉大的，但從曆史發展的趨勢觀察，劉備打出的興滅繼絕，恢複漢室的旗號，實際上是屬於倒退的行為。
成都武侯祠大殿對聯這樣寫的，“能攻心即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則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審勢，這是作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所必須具備的最起碼的判斷能力。所以，李卓吾先生在評點《三國演義》這部書時，在孔明知其不久人世，禳星禱告，以求不死時，評曰：“誰雲孔明胸中有定見哉？不惟國事不識天時，亦且身事不知天命，禱星祈命，豈有識者之所為哉？”
當諸葛亮躬耕南陽，劉備三顧茅廬時，途遇司馬徽，水鏡先生仰天大笑曰：“臥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其實，孔明的悲劇，應該說，正與此相反，是得其時，而不得其主也。
諸葛亮作為一個極有才能的政治家，軍事家，恰逢漢末大亂之際，正是大展身手的機會。此其時也，諸侯蜂起，謀士如雲，君擇臣，臣亦擇主，這些才俊們在政治上縱橫捭闔，翻天覆地，謀君圖國，創基立業；在軍事上揮師千裏，奪城掠地，廝殺征戰，兵戎相見，可算是一個鬥智角力的最好賽場。
但孔明所輔的劉備卻不是一個英主，先以婦人之仁，坐失良機，後以匹夫之勇，火燒連營，而這些巨大失誤，都是不聽諸葛亮這位軍師所致。而僅次劉備的關羽，算得半個主子，又是諸葛亮諸多重要政策執行中的障礙，荊州就是在這位驕矜的關老爺手下丟失的，而荊州易主，西蜀也就完了。和這樣的主子打交道，怎麼能稱上是得其主呢？
相反，曹操麾下的那些謀士武將，未必比諸葛亮高明，但梟雄確是明主，所以能相輔相成，相得益彰，魏之強於吳、蜀，這也是無爭的事實。
可西蜀，到了阿鬥，侍候這樣的主子，則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空有補天誌，一切付東流。最大的痛苦，莫過於看著自己的全部努力，不是毀在敵人手裏，而是在昏庸的主子作踐下成為泡影了。
這就是諸葛亮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