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叔敖（約前630－前593），蒍氏，名敖，字孫叔，春秋時期楚國期思（今河南固始）人，楚國名臣。在海子湖邊被楚莊王舉用，公元前601年，出任楚國令尹（楚相），輔佐楚莊王施教導民，寬刑緩政，發展經濟，政績赫然。
楚莊王十五年(公元前599年)孫叔敖拜為令尹，主張“施教於民”，“布政以道”。他極為重視民生經濟，製定、實施有關政策法令，盡力使農、工、賈各得其便。他在漢西利用沮水興修水利，還在江陵境內修築了大型平原水庫“海子”。鼓勵農民秋冬上山采礦，使青銅業大力發展。楚國出現了一個“家富人喜，優贍樂業，式序在朝，行無螟蜮，豐年蕃庶”的全盛時期。
莊王曾認為當時楚國的車子太小，遂命令全國一律改造高大的車子。孫叔敖勸諫，若以命令行事，會招致百姓反感，不如把都市街巷兩頭的門限做高，低小的車過不去，人們就會自覺改造高車了。莊王又嫌原來通行的貨幣太小，改鑄大幣，強令通行，人民使用不便，引起市場混亂。他認為“便民為要”，勸說莊王恢複通行小貨幣，市場又趨繁榮。 孫叔敖還是傑出的軍事家，他選擇適合於楚國的條文，立為軍法，對各軍的行動、任務、紀律等都製定了明確規定，運用於訓練和實戰。莊王十六年(公元前598年)，楚軍在訴地(今河南正陽一帶)修築城池，由於他用人得當，計劃周密，物資準備充足，30天就完成了任務。次年，楚與晉大占於邲，他輔助莊王機智靈活地指揮了這場戰鬥，剛一出動戰車，他即鼓動楚軍勇猛衝擊，一鼓作氣，迅速逼近晉軍，使其措手不及，倉惶潰散，逃歸黃河以北，中原霸主的地位便轉向楚國。
由於行政、治軍有功，楚莊王多次重額封賞，孫叔敖堅辭不受。為官多年，家中卻沒有積蓄，臨終時，連棺槨也沒有。司馬遷《史記》中記為“循吏”第一。去世後，歸葬於江陵白土裏。另在沙頭鎮(今沙市區)有衣冠塚。清朝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立有“楚令尹孫叔敖墓”石碑。墓在今中山公園東北隅。 孫叔敖，姓(孫)，名敖字孫叔，一字艾獵。春秋事楚國江陵人。父（）賈任楚國司馬，戰功顯赫，後為楚將都越椒殘殺。楚莊王時，由前令尹虞丘推薦，任孫叔敖為令尹。司馬遷稱他“三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奸邪，盜賊不起”。任相期間，編修《仆區》（楚國刑書名），法製大振。又“ 秋冬則勸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孫叔敖善於用兵，楚莊王十七年（公元前597年），率申息之師在（今河南省滎陽東北）大勝晉兵。任令尹前，曾在今商城縣境“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即利用大別山上來水，在泉河、石槽河上遊修建水陂塘，形成水藤結瓜式的期思陂，既防下遊水澇，又供上遊灌溉，是我國最早見於記載的大型灌溉工程。三國時，曹魏的劉馥重加整治，明代維修擴充，嘉靖事固始縣境內陂塘、湖港、溝堰達932處。其遺址今又成為梅山、鯰魚山灌區的組成部分。他還開鑿“芍陂”（今安徽省壽縣城南安豐塘）。清朝夏尚忠追紀其事：“溯其初製，引六安百餘裏之水，自賢姑墩入塘，極北至安豐縣折而東至老廟集，折而南至皂口，又南合於墩，周圍凡一百餘裏，此孫公當日之全塘也。”《水經注》稱：“陂有五門，吐納川流”。東漢、三國、唐肅宗、元忽必烈均在此廣為屯田，大獲其利。建國後，又溝通淠河總幹渠，引來佛子嶺、磨子潭、響洪匐三大水庫之水，成為淠史杭灌區一座中型反調節水庫，效益得到更大發揮。除上述工程外，孫叔敖還興建安徽霍邱縣的水門塘，治理湖北的沮水和雲夢澤，促進了楚國的農業發展，後人為紀念他，在安豐塘北堤建有孫公祠，在湖北沙市公園建有孫叔敖衣冠塚，在期思集立碑並建有楚相孫公廟。1957年毛澤東路過信陽，稱讚孫叔敖是水利專家。
孫叔敖是古代為官清正廉潔的典範。孫叔敖在任令尹期間，三上三下，升遷和恢複職位時不沾沾自喜；失去權勢時不悔恨不歎息。孫叔敖作為宰相，權力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他輕車簡從，吃穿簡樸，妻兒不衣帛，連馬都不食粟。成為《呂氏春秋》、《苟子。非相》中記載的聖人。楚莊王二十年前後(約公元前594年)，孫叔敖患疽病去世。作為一位令尹，家裏竟窮得徒有四壁，連棺木也未準備。他死後，兒子窮得穿粗布破衣，靠打柴度日。
為官三怨，賢相可免
孫叔敖是楚莊王時的令尹，被後世視作列國名相。《列子。說符》記載：一位名叫狐丘丈人的隱士曾對孫叔敖說：“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問他何謂“三怨”，這位隱士回答說：“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告訴他：“吾爵益高，吾誌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爵位、權力和俸祿是一個人做官的三種伴生物，並且一般與官職的高低成正比，一個人希望獲得更高的官職，也正因為伴隨這種官職而來的，是更高的爵位、更大的權力和更厚的俸祿，他個人的尊嚴、價值和享受由是也會得到更大的滿足或更充分的實現。然而，事情也有另外一個方麵：首先，愈高的爵位位數愈少。一個人獲得了更高的爵位，表明他占據了更多的人所覬覦獲得的目標，堵塞了眾人企圖逐層晉升、獲取尊榮的狹窄之路，必然招致眾人的嫉妒。其次，一種政權機構能夠施予社會的總權力具有一個客觀的限度，其中的一個人擁有了更大的權力，必使主上的權力減少，而且更大的權力也構成了對主上地位的威脅，因而他很可能招致主上的憎惡。另外，豐厚的俸祿會使一個人拉大他與眾人生活水平的差距，也極易促成他驕奢淫逸的生活習氣，從而招致眾人的怨恨：孫叔敖是當時楚王手下官職最高的人物，狐丘丈人告訴他高職位可能招致的嫉妒、憎惡和怨恨，這一誠懇的提醒包含著他對社會生活的全麵觀察和深沉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