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叔敖並沒有否認這三怨的存在，他也不願蒙受三怨；作為一代名相，他向狐丘丈人闡明了自己居處高位而避免三怨的基本方法：首先，他的爵位越高，他的心氣越是卑下。低爵位和無爵位是高爵位存在的基礎，一個人占據了榮耀顯貴的高爵之位，其顯貴本質上是以不曾顯貴的廣大民眾為存在基礎的，因而他絕不能對居處下位的民眾頤指氣使，盛氣淩人，而應當愈懷卑謙之心，常持尊崇之情，把生自於民眾的榮耀最大程度地還給民眾本身。孫叔敖正是保持了這種卑下心態，才在受妒的地位上免除了一些嫉妒。其次，他的權力越大，他處事就越是謹慎小心。在一定的權力位置上，他明白自己的權力界限，把自己的行為謹慎地控製於該界限之中，對於涉界的事情絕不擅權用事，留給上峰發揮意誌的充分餘地，徹底免除其受威脅之感；與此同時，他也明白自己權力的分量，慎重地按照_一定的禮儀規範和各種現實要求去處事，力求處政的平穩和妥善。孫叔敖以這種謹慎小心的處事風格，在最高的權力位置上避免了主上的憎惡。另外，他的俸祿越厚，他對民眾的施予就越廣博。豐厚的俸祿在他手中不是自己安逸享樂的本錢，而是他周濟貧寒、施惠於民的資本，借此他顯示了自己做官為民和厚施博愛的無私的高尚情操，民眾已失去了怨恨於他的基本理由。
孫叔敖以自己的為相三方打破了狐丘丈人關於高位三怨的世態斷言，表現了一位名相高超的處事方式。
楚莊王十五年(公元前599年)孫叔敖拜為令尹（即國相），主張“施教於民”，“布政以道”。他極為重視民生經濟，製定、實施有關政策法令，盡力使農、工、賈各得其便。
當時的楚國通行貝殼形狀的銅幣，叫做"蟻鼻錢"。莊王卻嫌它重量太輕，下令將小幣鑄成大幣，老百姓卻覺得不方便，特別是商人們更是蒙受了巨大損失，紛紛放棄商業經營，這使得市場非常蕭條。更嚴重的是，市民們都不願意在城市裏居住謀生了，這就影響了社會的安定。
孫叔敖知道後，就去見莊王，請求他恢複原來的幣製。莊王答應了，結果三天後，市場又恢複到原來繁榮的局麵。
當時，淮水流域常常會鬧水災，影響了農業的發展。孫叔敖為使百姓富足，國家強盛，就去親自調查，主持興修水利設施。最著名的就是芍陂。芍陂原來是一片低窪地，孫叔敖就發動農民數十萬人，修築堤堰連接東西的山嶺，開鑿水渠引來河水，造出了一個人工大湖。有水閘可以調節水量，既防水患又可以灌溉澆田，從而振興了楚國的經濟。楚國出現了一個“家富人喜，優贍樂業，式序在朝，行無螟蜮，豐年蕃庶”的全盛時期。
孫叔敖還是傑出的軍事家，他選擇適合於楚國的條文，立為軍法，對各軍的行動、任務、紀律等都製定了明確規定，運用於訓練和實戰。莊王十六年(公元前598年)，楚軍在訴地(今河南正陽一帶)修築城池，由於他用人得當，計劃周密，物資準備充足，30天就完成了任務。次年，楚與晉大占於邲，他輔助莊王機智靈活地指揮了這場戰鬥，剛一出動戰車，他即鼓動楚軍勇猛衝擊，一鼓作氣，迅速逼近晉軍，使其措手不及，倉惶潰散，逃歸黃河以北。最終，陳、鄭、魯、宋等國放棄晉國，而與楚國結盟，中原霸主的地位便轉向楚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孫叔敖不但政治業績突出，他還在發展社會經濟方麵做出了貢獻。不但重視農業，還注重牧業和漁業的發展。他勸導百姓利用秋冬農閑季節上山采伐竹木，再在春夏多水季節通過河道運出去賣掉。這樣使資源得到合理利用，也利於國家富足和百姓生活的改善。孫叔敖這種因勢利導的經濟觀點比司馬遷早了五百年，但卻和司馬遷的觀點相近。其經濟思想，發展經濟的措施也是值得稱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