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約前135年—前90年），西漢偉大的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他因直言進諫而遭宮刑，卻因此更加發憤著書，創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學巨著《史記》，為中國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筆珍貴的文化遺產。《史記》一書既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史學著作，又是一部偉大的文學著作，更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鴻篇巨製。魯迅先生稱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基於司馬遷對曆史學的貢獻，後世史學家公認司馬遷為“史聖”。
司馬遷，字子長，其生卒年代史無明文，通常認為是公元前145年—前86年，享年60歲。西漢夏陽龍門人（今陝西省韓城縣）。夏陽，縣名，今韓城，靠近龍門。所以司馬遷自稱“遷生龍門”（太史公自序）。
據說司馬遷家世代都是的曆史家和天文家。司馬錯是秦惠王時伐蜀的名將，司馬昌是秦始皇的鐵官，到了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又做漢武帝的太史令，恢複了祖傳的史官恒業。
作為一位太史令，司馬談一直以這個並不顯要的太史官職為榮，在他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項崇高的事業，他為此奉獻了自己一生的精力。這也對司馬遷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以至後來司馬遷也為這個事業奉獻了一生。
一直以來，司馬談都想著寫一部貫通古今的史書。在父親的直接教導下，司馬遷十歲時便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後來，他又跟著董仲舒學習《春秋》，跟孔安國學習《尚書》。司馬遷學習刻苦，進步非常快，極有鑽研精神。這個時候，正當漢王朝國勢強大，經濟繁榮，文化興盛的時候，張騫奉使通西域，衛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漢武帝設立樂府……也是司馬遷在京城裏豐富見聞，熱情迸發的時候。
20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遊，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采集傳說。不久仕為郎中，成為漢武帝的侍衛和扈從，多次隨駕西巡，曾出使巴蜀。
元豐三年，司馬遷的父親去世。病危時拉著司馬遷的手哽咽地說：“……我死了以後，你一定要接著做太史，千萬不要忘記我一生希望寫出一部通史的願望。你一定要繼承我的事業，不要忘記啊！”司馬遷被父親的這一番諄諄囑托所震動，他看到了父親作為一名史學家難得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他也知道父親將自己畢生未竟的事業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馬遷低著頭，流著淚，悲痛而堅定地答應了。
那時司馬遷38歲，正式做了太史令。掌管天文曆法及皇家圖籍，也因此他便有了閱讀外麵看不到的書籍和重要資料的機會。這為他以後著《史記》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可是，資料整理工作非常繁複。由於當時的那些藏書和國家檔案都雜亂無序，連一個可以查考的目錄也沒有，司馬遷必須從一大堆的木簡和絹書中找線索，去整理和考證史料。司馬遷幾年如一日，絞盡腦汁，費盡心血，幾乎天天都埋著頭整理和考證史料，其認真程度可見一斑。
父親的遺誌，司馬遷從來沒曾忘卻，他決心效法孔子編纂《春秋》，寫出一部同樣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與唐都、落下閎等共訂《太初曆》，以代替由秦沿襲下來的《顓頊曆》，新曆適應了當時社會的需要。在主持曆法修改工作的同時，他也正式動手寫他的偉大著作《史記》。
公元前99年，正當司馬遷全身心地撰寫史記之時，卻因直言而遇上橫禍。
事情是這樣的：那年夏天，漢武帝派二師將軍李廣利領兵討伐匈奴，這個李廣利是武帝的寵妃李夫人的哥哥，另派別將李陵隨從李廣利押運輜重。李廣利帶領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軍深入浚稽山，與單於遭遇。匈奴以八萬騎兵圍攻李陵。經過八晝夜的戰鬥，李陵斬殺了一萬多匈奴，但由於他得不到主力部隊的後援，結果彈盡糧絕，不幸被俘。
漢武帝聽到李陵投降的消息後非常生氣，滿朝文武察言觀色，趨炎附勢，之前還紛紛稱讚李陵英勇，現在卻附和武帝，指責李陵的罪過。漢武帝詢問太史令司馬遷的看法，司馬遷便說了一些替李陵解釋的話，他認為李陵平時孝順母親，對朋友講信義，對人謙虛禮讓，對士兵有恩信，常常奮不顧身地急國家之所急，有國士的風範。他對漢武帝說：“李陵隻率領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軍奮戰，殺傷了許多敵人，立下了赫赫功勞。在救兵不至、彈盡糧絕、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仍然奮勇殺敵。就是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李陵自己雖陷於失敗之中，而他殺傷匈奴之多，也足以顯赫於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尋找適當的機會再報答漢室。”然而就是這些正義之話，卻害苦了司馬遷。
在漢武帝看來，司馬遷所說之話的意思似乎是將軍李廣利沒有盡到他的責任。他的直言觸怒了漢武帝，漢武帝認為他是在為李陵辯護，貶低勞師遠征將軍李廣利，於是下令將司馬遷打入大牢。
司馬遷被關進監獄以後，遭受了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殘酷折磨。第二年漢武帝殺了李陵全家，處司馬遷以死刑。